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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龌龊卑劣的表演中，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愤然地说：“态度最坏的就是土肥原。”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此人表面上总是一副温和的面孔，大谈什么“中日亲善”，但骨子里却十分阴险狡诈。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时，土肥原曾施阴谋诡计，诱骗、挟持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其实早在东北易帜过程中，他就施展过这种阴谋，曾假施善意地写了一份叫“王道论”的长篇文章，其主旨是让张学良当“满洲皇帝”。张学良非常气愤地质问道：“你这不是要用这一套叫我叛国吗？”后来张学良干脆对土肥原一概不见，可见对其憎恨之深。
与此同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实干家”的大川周明也造访过张学良。此人以鼓吹“皇道精神”而闻名。这时他粉墨登场，为军部法西斯助威，对张学良侃侃而谈什么“王道政治”。他说：“中国与真正日本之根本原理，毕竟不外乎王道，故吾等须为共同之理想而战。” 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其意在规劝张学良与日本合作，同行“王道”。实际是要把张学良拉入日本法西斯主义轨道之上。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施尽千般诡计，万般阴谋，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实行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从当时时代发展的历史情形看，东北易帜是一次民族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张学良初掌政权，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正义精神和非凡的外交斗争艺术。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首先，坚持民族要独立、国家要统一的根本原则。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在涉及民族生存、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上据理力争绝不让步。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和永不屈服的高尚精神。其次，审时度势，维护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权利，并利用人民的力量，使自己站在斗争的有利地位。如对路权保护运动的支持即是明证。再次，不急不躁，忍辱克制。在敌人凶狠时不鲁莽对抗、巧妙周旋，既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又使其无可奈何。张学良不愧为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东北易帜”也可以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和阴谋伎俩。在日本的应对中，既有军部的武力威胁论，也有内阁的强硬外交论。既有公开的压服“劝告”，也有暗中的挑拨离间、“亲善论道”。可谓软硬兼施，手段何其多也。
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推行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道主义。在他们眼里，弱小和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只有服从于他们的意志，而绝不允许其独立、统一、平等。东北易帜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以史为鉴，在今天人们企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明确“落后就要挨打”是处理国际关系的硬道理。只有自立自强才能不被人欺侮。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构想（1）
第二节石 原 构 想——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构想
皇姑屯事件后，河本大作眼见阴谋失败，但贼心不死，又重整旗鼓，把称为日本陆军“鬼才”的石原莞尔调进关东军做他的助手，开始制订新的侵略东北的阴谋计划。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这个阴谋当时除少数法西斯分子之外无人知晓。后来1942年河本在与伪建国大学教授森克己的谈话中略有表白。但世人真正了解“满洲事变”的阴谋还是在战后。我们认为，从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是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的继续和发展。
一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岗市一个旧藩士家庭。其父石原启介曾任警察署长，对石原莞尔从小就进行“武士道”教育，对于培养石原莞尔的性格有着重要作用。1902年石原13岁时，进入陆军仙台地方幼年学校，1905年转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7年又升入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第21期）。在此期间，石原莞尔全面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他特别重视战史、政治、哲学方面的学习。他还目睹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情况，这使他开阔了眼界，开始注意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形势的变化。这些都为后来“石原构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5年石原莞尔进入日本军人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第30期）学习，于1918年毕业。此后开始信仰佛教，1919年加入田中智学主持的佛教团体国柱会，成为日莲宗的信徒。1920年4月，他被派遣到中国汉口，在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在这里与板垣征四郎相遇，两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日〕《人物昭和史》（3），筑摩书房；1928，第52页。；为后来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础。1921年7月，调任陆军大学教官。1922～1925年被派往德国留学，深入欧洲“战争现场”进行考察，对欧洲战史和军事理论进行了研究。回国后继续担任陆大教官。1928年10月，即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四个月，根据河本大作的推荐，调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
石原莞尔比起其他日本法西斯军人，在军事理论和战略预见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前已提及他在早年对军事理论和战史的研究较为重视。他在陆大期间对日俄战争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日本取得胜利，“仅仅是建立在侥幸之上”。当时日本所实行的战略，完全是照搬“以武力迅速使敌人屈服的德意对法作战”的模式，“如果俄国再稍加坚持抵抗的话，日本很难取胜”。《石原莞尔全集》第一卷，第15～17页。在这里他对日本以往所奉行的战略提出了疑问。后来他在汉口时，对战争又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将战争分为决战性和持久性两种形态”的想法。
石原莞尔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是在留学德国期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新式武器被使用于战场，促使战略战术产生了新的变化，战争形式以及军事科学出现了飞跃发展。石原莞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德国。他不仅详细考察了现代战争的实况，而且对军事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最大收获是，接触到了德国军事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汉斯的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军事理论，并依此对从古代到现代的军事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他以前对战争的认识和军事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石原莞尔回国后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构想”的初步形成，主要体现在1927年他在陆大所写的《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和到关东军后于1929年发表的《战争史大观》两篇文章中。见《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74～86页。在这两篇文章中，石原阐述了他的荒谬的军事理论。认为：“战争的进化与人类一般文化的发展，其步调是一致的。即研究一般文化的进步，可以推断战争发展的状态；同时，了解战争进行的大趋势，可为判断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获得有力的证据”。“战争破坏文明，但同时又是产生新文明之母”。可见，他是把战争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他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两大文明各有一个中心。西洋文明的中心过去是英国，而现在“正由欧洲向美国转移，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由伦敦转向美国的同时，各种西洋文明正以全速开始向美国集中”。东洋文明的中心在哪里？石原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日本“正在努力集以自己为中心综合全世界文化的日本文化之大成”，而且“日本国体综合世界所有文明，并给予他们所憧憬的绝对和平，乃我大日本的天业”。这很明显是说日本应该成为东洋文明的中心。他接着断言：东西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