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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未予承认。而张作霖却在1917年以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名义发布“训令”（《奉天省长公署训令》第306号），承认该项权益。此外，张作霖还聘用日本军人为军事顾问，至皇姑屯事件止，张作霖聘用的日本顾问达10多人参见陶尚铭《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日本顾问是日、张勾结的重要纽带。
张作霖在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同时，还镇压反日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当然也包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斗争高潮，张作霖对革命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派出军警监视学生，限制其行动自由。对此日本深表感激。常城：《张作霖》第78页。1920年在延边地区发生了“珲春事件”，中朝人民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日本驻朝鲜军队出动；进入珲春地区进行镇压。张作霖不但不制止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还派兵协助日本进行镇压。这些充分暴露了张作霖卖国求荣，为日本效劳的丑恶嘴脸。
当然，张作霖作为一个大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是由其本性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但这种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转变。还不能说张作霖是完全死心塌地依赖于日本，当他势力较弱或出现危机时，他会极力讨好日本，而当他羽毛丰满，势力强大起来；就不那么听话了。概括地说，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张作霖需要依靠日本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一方面日本企图利用张作霖扩大“满蒙”权益，控制中国。两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从各自利益出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妥协，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总的来说，在20年代中期以前，张作霖对日本投靠的一面较多，从1924年张作霖第二次入关以后，随着其势力的增强，不能不考虑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不愿听任日本的摆布，张日之间的裂痕扩大起来。而日本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法西斯化的侵略倾向日益严重，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更加疯狂起来，彻底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也触及到了张作霖的根本利益。因此张日矛盾也不断激化起来。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1）
一东方会议1927年日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金融危机，使国内矛盾日趋尖锐。与此同时，中国北伐革命蓬勃高涨，席卷长江两岸，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在这种国内外极度动荡局势下，日本成立了以军阀头子田中义一为首的政友会内阁，外务次官由与军部和右翼团体关系密切的森恪担任（实际代理外相），田中内阁刚上台，就改变若内阁所奉行的协调外交，实行对华武力干涉的强硬主张，于5月第一次出兵山东。接着，为加快推行大陆政策，于6月末至7月初召开了“东方会议”，专门研究对华积极政策。会议由田中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方面的森恪、出渊胜次、亚洲局长木村锐市、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及驻奉天、汉口、上海总领事；军部方面，陆海军次官、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次长、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此外还有殖民地重要官员和内阁的重要成员。
会议分析了中国的局势，重点研究了所谓“满蒙政策”。制定了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共计8条，其要点：第一，当日本在华之利益“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这表明日本决心不惜使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第二，“满蒙”权益是日本的特殊利益，“万一动乱波及满蒙……不论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第三，为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将对“东三省实力派”予以支持；这表明日本决心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亲日政权参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
会议还研究了实施“满蒙”政策的策略问题，出现了两种策略主张。稳健派主张采取“内科方式”，即以强硬外交为手段，以经济渗透方式，逐步扩大其利益；他们较为担心以武力干涉方式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的直接冲突。强硬派主张实行“外科方式”，即在强硬外交的基础上，不惜动用武力侵华，准备必要时与英美进行战争。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曾探问田中，推行“满蒙政策”如引发世界战争怎么办？田中表示：“有决心和准备”《蒋介石秘录》中文本，第7册，第66页。。
会议还就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如何对待张作霖政权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逼张从日”（因张作霖已经不太听话了，故需让其顺从）或放弃张作霖，另外拥立“东三省实力派”的意见。总的看，“放弃论”已成为主导策略，但如何“放弃”意见有所不同。田中等人认为，应在张作霖衰败之前，做最后的勒索，然后再抛弃之。为此，田中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和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进行了密谋策划，决定从所谓“满蒙”问题中最突出的铁路问题着手，逼张就范参见町野武马《张作霖被炸前后》。而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则主张干脆换掉（其中一些人主张除掉）张作霖，另立顺从于日本的“适任者”。
实际上，以上政策和策略在东方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进行了充分酝酿。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曾提出一份《关于中国时局对策的考察》的报告《年表及文书》（下），第98～100页。；其中重点谈了对待张作霖问题，认为以前那种“总是以张作霖为唯一（支持）目标的作法是极其短见的”，应“及早将张作霖之沉浮与帝国在满蒙特殊权益之维护区别考虑”，因此，“对他不仅不应给予援助，必要时还应对他施加压力”。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已经认识到，在北伐革命的形势下，已经不可能继续扶持张作霖，需要改弦更张了。关东军则更为积极，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主张“满蒙乃我帝国多年奋斗之基业……我既得权益绝不允许侵害”；为确保“满蒙”权益，如果张作霖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就要另外拥立“适任者”，并由日本顾问掌握外交、财政、军事等行政主权；这个政权应从中国独立出来，实行“自治”。对此，如果中国方面敢于抗拒和排斥，关东军将不惜行使武力。参谋本部：《昭和三年中国事变出兵史·附录》第46～47页。关东军的这一论调被东方会议所采纳，成为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东方会议”后，日本内阁和军部将会议所决定的内容，汇编成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的秘密文件，上奏给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层决策。这就是在史学界众说纷纭的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虽然对这一文件的真伪，历来争论不休，但文件所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构想，与历史发展的史实十分吻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2）
二皇姑屯事件
1阴谋的策划与实施
根据“东方会议”所确定的“对华积极政策”，日本加快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首要目标的侵略步伐。东方会议后，田中将原来的“保张”策略改为“逼张亲日”。为此田中颇费苦心地“赠张作霖人偶一具”，暗示你为我掌中之孩童，必须从命《时事新报》，1928年6月14日。。随即田中加紧逼张活动。主要途径一是通过驻华使领馆，采取外交手段；二是通过与张关系密切的日本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关东北铁路的交涉。据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供认，田中和町野及“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经过密谋策划参见町野武马《张作霖被炸死的前后》，《中央公论》，1949年9月号。；逼张草签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山本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森义彪：《炸死张作霖与町野武马》，《日本周报》，1957年3月25日。。没想到皇姑屯一声巨响，把他们的美梦炸飞了。
日本军部与田中的想法有所不同，认为只有以武力才能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东方会议期间，武藤司令官强烈主张“满洲问题依靠外交根本得不到解决，除依靠武力之外别无他途”森克己：《河本大作大佐谈话》1942年12月，《满洲事变内幕史》（下），图书刊行会，1976，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