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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分行和营业所，成为专门的商业金融机构。再次，由上述两点作为保证，实现满鲜铁路统一化。寺内沿袭满铁设立之初的国营化方案，提出由政府与满铁订立协定的方式，实行满鲜铁路及附属事业的委托经营，使满铁在职能上作为国家在殖民地的铁路管理机关，在奉天设立铁道厅，在东北和朝鲜分设铁路管理局，确立以铁路为核心的“满鲜统一化”殖民体系。
但是，寺内的“满鲜统一化”政策，受到日本政府中稳健派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矛盾的激化，不赞成以满铁为主导形式的“满鲜统一”。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确定了满铁委托经营案。1917年7月，日本政府以敕令第90号宣布，以满铁与朝鲜总督府缔结委托契约的形式，将朝鲜总督所辖的朝鲜铁路的一切业务转由满铁委托经营。一直到1925年，满铁才将委托经营权交还给朝鲜总督府。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满铁在委托经营的7年多时间里，虽然取得了3800万日元的总收益，但按照契约中必须确保朝鲜总督府投资6％的利润的规定，反而要拿出230万日元，向总督府上缴4070万日元的缴纳金，满铁等于做了亏本的买卖。但是，由于满铁委托经营的实质，在于强化侵略的大陆政策的整体效益，所以让满铁做出一点牺牲也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上，在满铁委托经营期间，修建了朝鲜北部的咸镜、京元和南部的湖南铁路，并增强了釜山港的运转能力，使“朝鲜联络通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这期间又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满铁的委托经营在保证军事运输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横卧东北腹地的吉长铁路是日本所要攫取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陆海交通构想中，提出了所谓“三港三线”体系。即由大连港通过南满铁路伸向东北，由釜山港经京釜路、京义路、过鸭绿江再经安奉路到达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这条线路也称为“满鲜联络第一通道”；由清津港经中朝边境的会宁跨图们江，再经吉林通往东北腹地长春，这条线路又称“满鲜联络第二通道”。吉长铁路是“满鲜联络第二通道”中十分重要的一段。日俄战争后，日本利用中国急于收回新奉路的心理，提出将新奉路与吉长路一并解决，几经交涉，于1907年签订了《新奉·吉长铁路协定》，规定吉长路所需资金的半额向日本借款。1908年又签订了《续约》，规定借款额为215万日元，并附加了进款存入日本银行，任用日本为技师长、会计主任等条件，从而使日本控制了技术和财会大权。后在吉长铁路的修筑和经营中，多次遇到资金困难，日本又乘机于1917年10月签订了《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日本增加借款451万日元，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接管了吉长铁路经营权。吉长铁路是中日间第一条借款铁路，为后来日本以借款方式控制中国铁路开了先河。日本不仅利用这条铁路进行军事侵略，而且还进行资源掠夺。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侵略扩张的加剧（6）
5所谓“满蒙独立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中国局势动荡之机，图谋分裂中国，吞并东北。武昌起义不久，日本政府就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声称“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帝国政府必须不懈地策划，待有可乘之机，则采取断然措施加以利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356页。。在革命开始时，形势不明朗，因此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而且由于统治机构的多元化，元老、军部、政府等大都各行其是。但以军部和民间右翼最为活跃。军部很快就制定了《关于对华用兵问题》的文件，决定向东北增派兵力，以便形势有变之时占领各地要冲，同时派出大批军事间谍刺探情报。
在东北的关东都督府和满铁也十分积极，他们以满铁附属地作为策源地，通过给“革命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企图造成东北局势动荡，为日本出兵创造机会，对此军部中央十分支持。12月初军部拟定了《满洲派遣师团编制要领》，计划向东北增派一个师团，并与关东都督府商讨了用兵事宜。参见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三）；第98～99页。但是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12年2月清朝宣统皇帝逊位，军部和关东都督府感到“利用革命党扰乱满洲的阴谋也到了限度”，遂放弃了出兵东北的打算。
另一方面，一部分民间右翼势力勾结军部中央及关东都督府，策划利用满清贵族的反动组织宗社党，进行分裂中国的“满蒙独立”活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川岛浪速与军部相勾结制造的“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早在甲午战争时就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后来与清朝肃亲王善耆结识，称为兄弟。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清朝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川岛与善耆勾结，决定在东北发起勤王军，先行“满蒙”独立，而后再图中原。为此，川岛制订了行动计划，并向军部做了报告，要求军部和关东都督府给予大力援助，军部认为这一阴谋可行，遂派遣高山公通大佐等人通过关东都督府和北京守备队协助川岛，在军部中央则由参谋次长福岛安正负责组织指挥。另外，军部还与外务省勾结从大仓财阀弄到一笔借款，充作叛乱武装经费。
1912年2月，在川岛、高山等人的策划下，肃亲王等一批宗社党人被秘密护送到旅顺，关东都督府协助其制订了叛乱计划，并提供武器支持，准备纠集蒙古王公和土匪举兵起事。但由于运送武器途中被奉天当局查获，阴谋败露。加上日本政府对这种冒险未抱希望，而加以阻止；使得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归于失败。但是，这种阴谋伎俩却成为后来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蓝本。
1916年春，中国人民反袁斗争高涨，政局动荡。于是，日本乘机搞起了第2次“满蒙独立运动”。3月；日本政府通过一项决议，认为“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于帝国”，因此，对于日本“民间志士对中国人进行反袁活动给予同情或财物援助，政府虽不能公然鼓励之，但将予以默许”《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418～419页。。实际是支持侵略分子进行颠覆活动。根据这一方针，军部派遣土居市之进和小矶国昭等军官，令其在关东都督府的协助下，重新武装宗社党人，并勾结蒙匪巴布扎布，准备于4月中旬举事。在资金方面还得到了大仓财阀的帮助。
这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如何举事却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支持奉天实力派张作霖，特别是在张作霖驱逐段芝贵前后，甚至原本支持川岛浪速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也改变了主意。但关东都督中村觉等人坚决反对拉拢张作霖计划，他们制订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于5月下旬，派三村丰等人前去刺杀，但由于张作霖机智，幸免于难。而后土居等人修订计划，准备在6月中旬在东北和华北同时举事。然而6月6日袁世凯突然死去，日本决定支持黎元洪，使其投靠日本，遂说服军部及川岛等人被迫同意中止武力行动。
但这时在内蒙由青柳胜敏指挥的巴布扎布匪兵仍在活动，7月下旬，叛匪在突泉附近被洮辽镇守使吴俊升部击败，“勤王军”面临被歼灭的境地。为保住这支今后尚可利用的武装，关东都督府一面给叛匪武器支援，一面出兵掩护叛匪撤退。这期间，日本还先后制造了郑家屯事件（8月中旬）和朝阳坡事件（9月初），又一次扮演了武装干涉中国的丑恶角色。
6“中日军事协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在“为了英日同盟”的幌子下，于8月对德宣战，日军迅即对山东半岛的德军展开了攻势，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与清政府一样宣布“中立”，要求日本“保全东方”。而日本根本无视中立，在战区及其以外烧杀抢掠。至11月德军投降，日本在华势力大为扩张。这种形势促使日本侵略野心膨胀起来。右翼团体黑龙会于1914年秋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要求强迫中国订立军事同盟。这一想法深得军部赞同。后来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个问题也有所体现，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原来日俄共同称霸远东的局面结束了，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世界现代史中新的矛盾。日本也在酝酿参加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