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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去担负各种艰苦的劳役。1942年日伪又相继颁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以及《学生勤劳奉公令》；在全伪满境内确立了勤劳奉公制度。1942年后日伪对学生的奴役劳动，变本加厉；学生参加劳动依据《学生勤劳奉公令》而制度化、法制化，学生所遭受到的劳动奴役也日渐增强。法令规定大学生编成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军事工程、铁路及道路的修缮、兴修水利及造林、土地开发、农作物收获、救灾等。出勤学生每年服役期限为30～45天，后期时间则大幅度增加。且同时还规定：“对于无正当之事由”而不能完成规定的“勤劳奉仕”的劳役者不允许毕业。中小学则根据《学生勤劳奉仕规程》编成“勤劳奉仕队”从事各种劳役。每年都有1～2个月或更多的时间。
1943年伪文教部重新设立后，在学校教育之中又增设了“终日实习”、“终日训练”课。使各级学校全年授课时数普遍减少，劳动和训练时数大大增加。授课也只能采取“重点分配”和缩短假日的办法。此种状况随着战争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加深，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此一时期，东北学生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无偿的劳动力。4战时体制下的军事化教育
伪满后期学校教育还有一点所不能忽视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使东北的学校教育适应和满足战时军事体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对整个东北的学校采取军事化教育。其目的是为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圣战”培养后备军事力量。
伪满对中等以上的各类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实际上从1938年就已经在部分学校里开始实行。1940年2月起日伪统治者便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作为学校军事训练的专职教官。初期以尉官居多，后期以校官居多。同年12月，在对新学制实施后第一次修改的《学校规程》中明确规定，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均开设教练科。还规定“教练以实行军事的基础训练，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实行身心之实践锻炼，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为要旨”。由1941年开始，教练科被列入正式课程之中，中等以上学校统一实行军事训练。教练科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主要是理论教学，教授军事知识，军人素质，与此同时向青年学生灌输日本的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以及绝对服从等级观念。术科则是野外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有部队教练、指挥法、射击、防毒、距离测量、旗语、测图以及其他有关军训方面必要之事项。军事训练除了日常的课内训练外还进行军事检阅、行军、入营等较大型的活动。1943年起，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的失利，伪满的大中学校的军事训练进一步加强。为了能尽快培养出数量更多，素质更好的军事力量，1943年3月，日伪又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把中小学原有的体育科改为体练科。训练多以实战训练为主，在训练中间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献身圣战、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
此时东北的学校教育已完全军事化，整体教育事业充满了野蛮和血腥。到了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决战体制”，军事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宣布了取消在校生延期征兵的制度，并且降低征兵年龄，由原来的20岁降到19岁，为此大学的修业年限缩短6个月。可见其用心险恶，为的是从速把东北青年赶赴战场，来填充弥补日伪军事力量的薄弱和不足，迫使东北青年献身于“大东亚圣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充当炮灰和挡箭牌。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关东军的思想文化专制（1）
一伪满文化统治中枢的建立
伪满政权前期，日伪统治者虽着重推行“治安第一主义”，倾注全力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但是言论文化统治作为其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日伪统治者也从未放弃和忽视。日本帝国主义深知要想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和大东亚新秩序，必须彻底地占有东北，实现彻底的殖民统治。而最为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则是进行文化上的殖民统治。采取东北文化日本化的方法，即用日本文化来代替中国的民族文化，摧残东北文化，采取文化上的种族灭绝主义。因而在其采取各种手段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时，设立专门的文化统治机构，实行其殖民文化的统治。
弘报处就是为实行殖民文化统治而设立的专门机构。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在资政局内设弘报处（也称弘法处）主要是向东北人民灌输东北独立的思想，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打击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但是好景不长。1932年6月资政局被撤销，它所承担的宣传业务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处新闻班所继承。不久由于日伪为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军事宣传、情报活动的需要；于1933年2月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成为伪满政权的言论文化统治中心，在关东军的领导下把新闻、出版、广播以及通讯等舆论宣传阵地统管起来。1937年行政改革时，原情报处被改为弘报处，并进一步扩大其权限，全面统治舆论宣传，控制文艺，掌管主要政策之发表，领导和监督新闻机关，管理出版物、电影及其他宣传品，管理和控制广播及通讯机关，掌管情报，负责一切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等。此时，弘报处已成为伪满言论文化统治中枢和宣传情报的首脑机关。此时弘报处长则由日本法西斯军人崛内一雄担任，其他成员全部为日本人。1939年则由司法官吏出身的武藤富男担任弘报处长。此后，弘报处的职能不断扩大。在1940年末，随着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伪满行政机构再次进行调整。总务厅弘报处再次扩大为所谓大弘报处，依据1940年11月9日火曜会通过的《中央地方行政事务合理化纲要》接管了原伪治安部对电影、新闻、出版的审查，伪交通部对广播、新闻通讯和监听国外短波的审查与监督，以及伪民生部的关于文艺、美术、音乐、电影、戏剧等文化工作的审查和管理，伪外交部外务局的对外宣传实施等业务。1941年初扩大后的弘报处建立起“弘报新体制”把情报和宣传结合起来，强化各地方的思想言论统治。1942年12月8日伪满《基本国策大纲》发表以后，弘报处为适应战争时局的需要，进行决战意识和必胜不败的对内对外宣传。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思想言论文化的统治，建立一系列反动的文艺团体和各种协会组织。并与协和会和满铁等相勾结，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关东军的思想文化专制（2）
二殖民地文化统治的强化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国东北地区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地区，备受各国的关注。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在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为控制东北的舆论宣传，达到其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首先严格地控制新闻通讯和报刊出版、广播事业，占领舆论宣传阵地。在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和操纵下，基于一国一通讯社的方针，于1932年12月1日成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该社主要是由“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设在东北的原电报通讯社和新闻联合社两社联合组成，同时国通社也继承了原电通和联合两社的通讯发行权以及设施和工作人员。伪满洲国通讯社直接隶属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实质上是日本通讯社设在伪满洲国的分社机构。伪满洲国通讯社成立之后，即取代了原东北的新闻通讯机构，进行反动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在伪满处于新闻报道的垄断地位。为了适应时局的需要，1935年关东军以其报道班为核心，筹划建立了满洲弘报协会，进行高压言论控制，严加管制东北的新闻、通讯工作；限制和取消了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实行报道、言论、经营 三方面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官制文化统制。弘报协会其实是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为全面垄断中国东北的新闻通讯和报刊发行而设立的统治机构。
弘报协会直接投资、经营新闻、通讯和出版事业。1936年弘报协会对东北的报刊发行事业着手进行整顿和控制。采取控股方式将伪满洲国通讯社和其他一些主要报社控制在手中，成为弘报协会的会员。其中有中文报纸《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