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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诏书明文规定，惟神之道为伪满的立国之本，把日满两国的立国之根本统一起来，即是基于“惟神之道”。声称，伪满的建国和发展，全是依赖日本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的保佑，故把日本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来加以奉祀。日本的神道成为伪满的国教，统一了两国的宗教信仰。日满两国也由“一德一心不可分”之盟邦发展成为日满“一神一崇”之“亲邦”。日伪统治者据此诏书之神髓，进一步调整强化了其对东北殖民地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在思想上向东北人民灌输以“惟神之道”为核心的所谓“建国精神”，实行的“尊皇敬神”、“报恩尽忠”为内容的愚民化思想统治，潜移默化地摧残和消融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征服，使其皇民化，来达到其吞并东北，将东北划归为日本版图之内的最终目的。
在文化统治上，日伪统治者根据战争时局的变化和日本基本国策的制定，以及诏书之精神，更深程度地加强了其文化统治政策。1941年3月伪国院弘报处制定并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将东北的文化事业完全纳入到战争的轨道。为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圣战”而摇旗呐喊。《要纲》规定，文艺只能是“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还规定，要以“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取世界艺文之粹，而造成浑然独特之艺文为目标”。其实质即向伪满大量倾销日本文化，进行文化侵略，利用日本文化来同化和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形成一种与殖民统治相适应的殖民地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典型殖民地文化统治政策。
纵观关东军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在其法西斯殖民统治当中，始终是占据重要地位的。最为突出的是它是以日本政府既定的国策为轴心；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的；随着军事侵略战争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强化、演变的。运用欺骗、强制等手段，对东北人民进行野蛮的思想毒害，残酷的精神统治，恶毒的文化统治。使东北人民长期生活在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财，精神上无助，文化上无知的苦难之中，蒙受了亡国灭种的欺凌和深重的民族灾难。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1）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利用伪满政权对我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他们除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之外，还牢牢地把东北的教育事业抓在手中，作为其对东北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东北教育事业横加摧残和破坏。在长达14年的统治时间里，建立起一整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大肆摧残和破坏我国东北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视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统治东北的重要手段，实行教育领域内的法西斯专政。
在整个伪满时期，奴化教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或称过渡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一伪满奴化教育的初期阶段
1攫取教育大权，建立伪教育行政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占领东北初期，由于忙于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筹划建立伪满政权，将其统治重心放在“维持治安”上。为了阻止和镇压东北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日、抗日运动，对东北原有的教育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曾一度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各级各类的学校，同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地镇压和迫害。到1932年日伪政权建立后，日伪统治者采取文治与武治两手相结合的方法，开始对各类学校进行整顿，恢复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其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相配合，竭尽全力建立以愚民思想，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地教育体系。并把殖民地教育视为巩固殖民地统治、扩大侵略的重要工具。为此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着手建立教育统治机构，加强对东北教育事业的统治。
日伪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伪满在1932年6月前，其中央还没有设立部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只是在伪满民政部内设立“文教司”，主管教育工作。1932年3月在伪《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伪民政部文教司为主管文教的最高部门，当时的文教司长由日本关东军选派的日本人上村哲弥担任。同年7月，伪民政部的“文教司”升格为“文教部”，成为伪满的八大部之一。伪文教部总长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伪文教部下设总务、学务和礼教三个司。总务和学务两司在伪文教部中握有实权。该二司司长分别由日本人西山政楮和上村哲弥充任。文教部当时的官员有150人之多。伪文教部成立之后，在1933年5月和7月先后发布《训令》、《暂行私立学校规定》等，将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统管起来。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溥仪称帝，随之各部总长也改称为“大臣”。伪文教部大臣仍由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兼任，郑死后由阮振铎接任。
随着中央一级教育行政机构伪文教部的建立，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到1933年底以前在伪满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以及热河四省省公署及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内设有教育厅，其下设总务、学务、督学和礼教四科。1934年10月日伪当局为避免地方势力游离于其殖民统治的控制之外，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公布了“新省制”。由同年12月起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分为10个省（奉天、吉林、龙江、热河、滨江、锦州、安东、间岛、三江、黑河）。在这10省中除黑河省在省公署民政厅内设教育科外，其他各省均设置教育厅这一行政机构。各省教育厅内设有学务、礼教二科和视学官室。当时的伪都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则和其他各市、县、旗设教育局、科、股等教育行政机构。到1936年前后，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已很完备。日伪当局全面统揽和控制了我国东北的教育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之中，始终都设有对其殖民地奴化教育进行“指导监督”的视学机构。1932年7月伪“文教司”改为“文教部”时，在伪文教部内设置督学官室，1936年以前各省教育厅都设有督学科或视学官室，各县一般都设有县视学一人。1936年12月伪文教部以《训令》公布了《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规程》《满洲国法令辑览》。，规定“为发扬建国精神，养成国家观念”，“以期国民精神之统一强化”，要求省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每年至少要到其下属的省立学校（特别市立学校）及县公署视察一次”，并对视察的内容做了相应的规定，总分为15项内容。要依次对学校教育活动的“适当与否”加以“判定”；予以“指导”和“监督”，借以不断强化殖民地奴化教育。
由此可见，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教育大权已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统管起来，使其全部纳入殖民地教育体系之中。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2）
2奴化教育方针的制定
在日伪统治者组建统管教育行政机构的同时，在日本关东军的参与和指导下，炮制了具体的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方针和政策。伪政权建立伊始，即把以“王道主义”作为立国的政治、思想统治精神运用到教育上来，提出“王道主义”的教育方针。1932年，在伪满《建国宣言》中宣布“进而言教育之普及则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所谓“王道主义”教育，也既是用中国旧有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和伦理思想，对东北人民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