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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还供认说，由于他在上海这样一搞，“满洲独立成功了”。“以后，关东军的板垣大佐写来了非常恳挚的感谢信”，“我被称赞了一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9～51页。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上海事变”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阴谋。
其基本过程是：
1931年11月，关东军为保证顺利制造伪满洲国，决定在中国南方挑起事端。于是，由板垣给时任驻上海武官的田中隆吉发去电报，要田中完成“转移视线”的任务。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决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 田中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0余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戳伤巡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 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会后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此种情形和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2）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均显著登载了日人放火焚毁三友毛巾厂的新闻报道。
这样，事态日趋严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①市长向总领事道歉；②逮捕处罚凶手；③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④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反日”言行，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力进攻上海的准备。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 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终于挑起了战端。
二关东军的“内蒙工作”
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军部就将蒙古划分为东部（内）蒙古、西部（内）蒙古和外蒙古三大块，决定分步吞并，建立日本控制下的所谓“大蒙古国”。根据这一战略，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展开了“内蒙工作”新攻势。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后至1934年底。早在伪满政权建立不久，关东军就在关东军内设立了直属于副参谋长的蒙古研究员制度，专门搜集有关内外蒙的情报。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时，收容原汤玉麟部李守信部队，组成“兴安游击师”，指使其进犯察东，企图建立侵攻西蒙的前进基地。但李守信伪军遭到由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同盟军的坚决抗击，狼狈退出察境。
武力进攻失败后，由于关东军的重点在于围剿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遂暂缓了对内蒙的军事攻势，转而施展谋略手段，对西内蒙展开所谓“和平工作”。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102页。
1934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68页。
为开展内蒙工作，关东军任命松室孝良为承德特务机关长，其“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建立安定满洲国西部边境，对与热河省相邻的察哈尔东部居民通过经济文化工作而形成附满亲日的气氛”。松室孝良大佐在承德通过与一些内蒙王公的接触，于1933年10月制定出详尽的《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建设“蒙古国”进行了充分论证，拟定用三年时间完成“蒙古国”建设。松室得意地认为，这一计划将“促进全亚细亚民族的兴起，（日本）帝国将成为真正的盟主，雄飞于世界”。
于是，松室一面扩充李守信伪军，设立特务机关，一面在多伦召开蒙古代表会议，策划建立“蒙古国”。1934年2月松室又制定了《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72～485页。
这一阶段，关东军谋略工作的重点，就是拉拢内蒙王公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后，东内蒙四盟被划入伪满领域，对西内蒙引起很大震动。一些王公为保存自己地盘，开始打着“边疆安全”、“民族自治”的旗号，欲行独立，德王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此人野心很大，梦想恢复“大蒙古帝国”。于是，一方面关东军意欲寻找在西内蒙的代言人，一方面德王欲借关东军的力量称雄，双方为了各自利益，暗中往来密切。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德王对国民党中央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内蒙实行“自治”。对于德王的野心，蒋介石虽有觉察，但还是同意了德王提出的“自治”要求。据德王后来回忆说：“这是蒋介石想把我作为他统治内蒙的助手”，并达到“防共”的目的。1934年3月，国民党政府通过《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据此，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成立大会，名义上由乌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担任委员长，而实权则掌握在由德王担任的秘书长手中。蒙政会的成立，实际上等于在内蒙设立了与华北政委会相似的“灰色”机构。蒙政会成立后，关东军进一步加强拉拢德王的工作，派遣大特务盛岛角芳潜入百灵庙，秘密会见德王，表示关东军愿意帮助德王建立武装。不久，关东军就给德王送去捷克步枪200支。德王得到关东军的好处，便一步步走向叛国之路。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3）
第二阶段，1935年初至1936年底。对于内蒙实现“地方自治”，关东军并不甘心，而是要使其成为亲日政权和进一步向西北侵略扩张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