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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官重心危，立马陈词，伫侯明教。
“三打”蒋介石抗日
在民族大义面前，蒋介石虽有心抗战，但心胸狭隘，终究容不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毛泽东的“一拉、二推”对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最终还是以“三打”逼迫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意思的，完成这“三打”任务的并非毛泽东领导的军队，而是由蒋介石部下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1936年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一道抗日，并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乃与杨虎城紧急磋商。他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根本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第一步“苦谏”——尽量说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潼道，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的“剿共”主张。11日晚，他从临潼回到西安，部署军队，宣布作战命令。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由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日六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的卫队，包围了骊山，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蒋介石。
毛泽东得知这一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抗日的方针，并应张扬的要求，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解决事变，使“西安事变，成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枢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新时期。
蒋介石一邀毛泽东赴渝（1）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阴谋发动内战，对这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巳预料到。蒋介石是打内战的，但他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还需要时间；再说，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过了颠沛流离，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最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希望从此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休养生息，他突然立即发动内战，不能不顾忌人民强烈的反战情绪。当然，国际形势对蒋介石也有压力。抗战胜利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英、美三国维持着同盟国的关系，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主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际和平力量强大，这对蒋介石坚持打内战的政策也有一定抑制作用。
美国特使赫尔利向蒋介石献计：“蒋委员长可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邀他来重庆共商国是。如果他拒绝，你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电报邀请他，充分显示你的诚意。如果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来重庆，拒绝和谈，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不要和平。你就可以大加讨伐，而不负任何责任。”蒋介石闻听此言，眼前一亮，觉得此计甚妙：一是可以满足国内要求和平的人的愿望；二是可以满足国际社会要求；三是可以充分利用和谈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兵力，真可谓“一石三鸟”。想到这里，蒋介石心里有说不的高兴。于是乎，蒋介石开始大唱和平论调。1945年8月14日，他在政治谋臣吴鼎昌等人的策划下，给毛泽东拍来了第—封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笑坷呵地对其机要秘书叶子龙说：“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抗战期间蒋介石把精锐兵力放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现在要调到前线抢果实，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抗战胜利，世界需要和平，过早撕下脸皮就会失之于民，也有些天意难违呀。”
8月16日，毛泽东回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来铣
蒋介石二邀毛泽东赴渝
蒋介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一看毛泽东以“朱总司令日午电”为条件，要蒋作出明确答复。8月20日，蒋介石发第二封邀请电：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送来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防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巳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属守将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蒋介石真不愧是20世纪最为狡猾的政客之一，在第二封电报里除了以盟军司令部命令为借口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并反诬朱总司令不执行命令外，又进一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言辞之恳切，极易迷惑渴望和平的人士，还以为蒋介石真的是那么热爱和平。
毛泽东岂非等闲之辈，为了揭穿蒋介石利用和谈作掩护，加紧运兵的阴谋，也为了揭穿其利用和平姿态欺骗人民，寻找借口，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共产党身上，以便他取得进行内战的政治资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