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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官拜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职务，已经是只在蒋介石一人之下的“位极人臣”，甚至在有些场合蒋、何并称，要说何应钦一点想法也没有，那也不太现实。
何应钦也是食人间烟火的肉体凡胎，虽然是靠拥戴蒋介石起家，但在执掌军政大权以后，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又成了何应钦手下的“四大金刚”。
蒋鼎文上有蒋介石、何应钦扶持，左右又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等铁杆兄弟帮衬，一路官运亨通，非是那些凭借战功、刀头舐血的旁系杂牌军将领可比。这恐怕也就是蒋鼎文屡战屡败，而又不断被委以重任的原因。
蒋鼎文吃了败仗
蒋鼎文吃了败仗，让毛泽东加深了对中央军的蔑视
蒋鼎文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但在政治上反共倒是最坚决的。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鼎文的师作为蒋介石嫡系的5大主力之一，参加了“围剿”。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央红军刚刚打破第二次“围剿”，还不足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
此时，毛泽东麾下红1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兵力只有万人，而蒋介石仅嫡系的5个主力师就有10万人。毛泽东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红军收缩集中，绕道千里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赣南根据地西部的兴国集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敌。
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后，立即命令蒋鼎文等部，将红军压迫于赣江东岸消灭。毛泽东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指挥红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后方联络线，让其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
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之际，又被蒋介石发觉，派第11、第14两师先到达富田。毛泽东果断决定兵行险招，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作战企图，毛泽东命部分红军伪装成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
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蒋鼎文做梦也没有想到，从8月4日晚开始，毛泽东的主力红军正是翻阅他驻扎的江背墟与驻崇贤的其他国民党军之间的崇山峻岭，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通过仅40里的空隙地带，逃逸出去。
蒋介石发觉红军主力东去，命令部队尾随而去，毛泽东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小部兵力诱敌向北，做出要北攻临川的姿态，而主力红军再次迎着蒋军精锐部队，从他们的间隙中秘密穿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疲惫不堪地折回兴国时，毛泽东的主力红军已休整半月。
此时，国民党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激化，两广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时难下，实行退却。
在反“围剿”初期，毛泽东认为蒋鼎文等部系蒋介石嫡系，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不宜与其硬碰，而现在国民党军无功而返，且疲惫不堪，正是反击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焉有不抓住之理？
9月7日，归心似箭的蒋鼎文，被毛泽东在泰和县老营盘附近吃掉了一个旅。15日凌晨，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蒋鼎文师和韩德勤师，激战到上午9时，韩部被歼，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无心恋栈的蒋鼎文师也被歼灭了一部。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足足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中央苏区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毛泽东“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敢于在对方重兵集团中大胆穿插的作战风格，却给蒋鼎文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上了一课。
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给先后进行了6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17个团，俘敌1万8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后人有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者，认为经过三次反“围剿”，未经过任何正规军事培训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已经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
作为军事家，毛泽东已经可以登堂入室了。
第三次反“围剿”，蒋鼎文似乎也给毛泽东上了一课。毛泽东对蒋鼎文等中央军嫡系的指挥才能和战斗力，了解更深入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加深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种轻视和蔑视，觉得这些中央军嫡系部队有时反倒不如地方部队。
也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能征惯战的林彪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地区，向非嫡系的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3000人，打成对峙，红军并没有讨到太多的好处。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对华北的傅作义、对西南的白崇禧、对西北的二马，这些地方部队与解放军作战，比蒋介石的嫡系更难缠，似乎也证实了毛泽东的看法。
李德不用毛泽东之计，遂使蒋鼎文成名
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和平息“福建事变”中，蒋鼎文的职业军人形象似乎有了些好转。
但值得说明的是，此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已经被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排斥掉了。而担任中国红军作战指挥的，是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
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19路军在福建“剿共”，企图使19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1933年11月，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并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
蒋介石这时又启用了蒋鼎文。他一方面命令在江西围剿红军的部队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另一方面令第2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将“围剿”中央红军的9个师向闽北前进，平定福建。
这本来是红军打破封锁的绝佳机会。
毛泽东立即写信给中央：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
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就连首都南京一带的城市防务，也仅能靠宪兵、警察维持。毛泽东的建议，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
毛泽东风趣地比喻：“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已经掌握中共中央权力的博古、项英等人却不这么想。1933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题目就叫“打倒一切反革命”，说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参加过巴伐利亚街垒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墨水的洋顾问李德，更是把毛泽东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据说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
毛泽东又亲自到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不料不仅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而且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第五次反“围剿”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