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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两难的拂臣
拂臣出现之日，就是君王危亡之时。拂臣以君臣俱伤的非常手段，拯救国家社稷于万难，不论成败与否，都失去了在同一君王下共生的天地。
明人唐顺之著有《信陵君救赵论》，从六国救亡的角度，肯定信陵君窃符救赵无罪有功。他说：“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行文铿锵紧凑，持论切中肯綮，不乏历史眼光。
长平之战以前，燕国弱小，齐国衰退，秦国在秦昭王的坚强领导下，先后得到穰侯魏冉和谋士张禄的策划协助，任用天才的军事将领白起，先击败韩、魏联军，后攻占楚国的国都鄢郢。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秦军又在白起的统领下，将赵军主力消灭，天下已经没有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了。秦军围困邯郸，赵国岌岌可危。当时形势下，赵国是阻止秦国吞并六国的最重要屏障，一旦赵国灭亡，韩国、魏国和燕国失去后援和依凭，亡国指日可待。韩国、魏国和燕国归秦，楚国和齐国就直接面临秦军的包围，战不能胜，守不能保，也只有被消灭的命运。从而，以多国间战略的角度论，援救赵国，就是保卫魏国，也就是保卫六国；以历史的结果而论，信陵君救赵的成功，使秦国吞并六国的时间，推迟了四十年。大梁不至于早成废墟，安釐王生前免于成为秦军俘虏，都不可不谓是信陵君的功绩。信陵君窃符救赵，大有功于魏国和六国，断无非议的余地。
然而，唐文先扬后抑，转而却从君臣论的角度，指责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行为专重人际间恩信，无视魏王的权力威望，是人臣植党，背公卖恩。他说：“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唐生此议，以明代君主极权的专制臣道，衡量战国纷争时代的君臣关系，失之远矣。
荀子是信陵君的同时代人，他著有《臣道》一文，称信陵君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是明君之所尊厚的拂臣。荀子以为，君主有错谋错事，即将危及国家社稷之时，能够救亡存危、解救国难者，唯有谏、争、辅、拂四臣。谏臣，就是劝谏之臣。谏臣以礼劝谏君主，用则留，不用则去。争臣，就是死争之臣。争臣以生死强谏君主，用则生，不用则死。辅臣，就是辅矫之臣。辅臣能够合谋同力，率领群臣强力匡正国君，国君虽然不安，却不能不接受，国家的祸患由此得以解除，最终得到君尊国安的结果。拂臣，就是拂弼之臣。拂臣抗拒君王的命令，窃取君王的权力，纠正君王的错误，安定国家于危难之时，解除君王于失政之辱，最终大利于国家社稷。
信陵君窃符救赵之时，赵、魏唇亡齿寒的大局已明，晋鄙军出动抵境，魏王中途畏惧狐疑，导致魏军鼠首两端，时局陷于非常，失去正常解决的余裕。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用非常的手段才能解决。当此之时，信陵君行拂臣之行，窃符救赵，虽然拂逆了国君的权力和意志，却安定了国家社稷。臣道的根本，是从道不从君，国家社稷在先，君主帝王在后。当此之时，信陵君先谏诤后拂行，违逆然后有功，功成之后，遣军归还魏王，自己选择了客居赵国的政治流亡。他的行为，不顾生死而无私心，忠诚无畏而至于大公，可谓通于臣道之极致，臻于四臣之峰巅。
峰巅极致，也是危险的顶点。拂臣之行，已经抵达臣道的极限，虽然挽救了国家社稷的危难，却动摇了君王统治的根基，也断绝了继续为人臣的后路。信陵君身处战国，得门客之助，高游侠之行，他明智地选择了客居赵国的流亡生活，既是高风亮节，也是拂臣的善终。数十年后，项羽抗拒楚怀王之命，杀宋义夺军救赵，重演信陵君杀晋鄙救赵的故事，再次做了拂臣。不过，项羽事成以后杀怀王自立，选择了夺权革命，欲行霸王之道，改变危险局势重建天下，虽然一时成功，最后没有善终。我整理历史，观览历代英雄，感拂臣行事艰难，结局险恶，非年轻气盛、血气刚烈而置生死于不顾之人不能行之。信陵君窃符救赵时的年龄，想来当在三十来岁。项羽杀宋义渡河救赵，只有二十六岁。两千多年后，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做了现代的拂臣。他当时的年龄，是三十五岁；他的命运，是终身囚禁。
我不禁感慨，历史以不同的形式重演，历史有仿佛的相似，类似的结构之下，不变的人性编织大同小异的史剧。荀子称拂臣是国君之宝，是明君之所尊厚，未免是理想化的设想。历史上没有一位君王能够容忍拂臣，拂臣出现之日，就是君王危亡之时。拂臣以君臣俱伤的非常手段，拯救国家社稷于万难，不论成败与否，都失去了在同一君王下共生的天地。
沛县归了秦国
刘邦回归正道，由游侠出任地方小吏，是迫于时局的变动。公元前224年，楚国的淮北之地全部被秦军占领，刘邦的家乡沛县也在其中。
刘邦作为楚国人，在楚国的沛县生活了三十二年，度过了他的前半生。其中，在楚考烈王治下度过了十八年，在楚幽王治下度过了十年，最后四年，是在楚王负刍治下度过的。三十二年的楚国楚人生活，刘邦无缘于仕途，没有从军打仗，没有出任过乡官小吏，也不曾致力于农耕商贩，殖产置业。读书写字计算，刘邦是从小学过的，不过，也只是能读能写能算而已，至于进一步师从学者求学上进，如同异母少弟刘交一样，也不是他的喜好。成年以后的刘邦，以游侠自任，无职无业，他外出浪荡游历，上下结交豪杰，不为父兄所喜爱，也不为乡里社会称道认可，完全游离于主流正道之外，被视为无赖。无赖无赖，滑头而不成材。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浪子并非都能回头，回头的浪子，各有各的原由。刘邦回归正道，由游侠出任地方小吏，是迫于时局的变动。公元前224年，也就是秦王政二十三年，楚王负刍四年，秦将王翦、蒙武统领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楚将项燕兵败，楚国的淮北之地全部被秦军占领，刘邦的家乡沛县也在其中。亡楚归秦，对于沛县地方丰邑乡里来说，算是一次重大的政治革命；对于游侠刘邦来说，也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秦是法治国家，严密的法律和高效率的官僚机构是其战胜六国、统一天下的法宝。秦军占领淮北以后，依照多年来推行的政策，摧毁旧有的楚国地方政府，设置泗水郡统领淮北。沛县作为泗水郡属县的编制，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新的郡县政府，迅速按照秦的户籍什伍制度重新编制乡里社会，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与军队的什伍编制连动，将集权政府的行政控制彻底地落实到家户人头上。秦的户籍什伍制度，以小家庭为单位，登记人口财产，征收赋税和兵役劳役，人人固定在户籍所在的土地上，邻里之间互相监督连坐，不得随意脱籍流动。在这种新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无业游民了，特别是作为无业游民之代表的游侠，几乎是失去了生存的余地。
秦国法治的理论基础是法家思想。法家以游侠为流民之雄，视之为扰乱国家制度的害虫，明令严加取缔。沛县所在的楚魏交界地区，历来是吏治松弛、游侠盛行的老大难地区，新政权建立以后，对于管区内的游侠不法之徒厉行镇压打击，自是当然的事情。刘邦跟从过的名侠张耳，就曾经长期活跃在魏国大梁外黄一带，秦军攻占魏国后，马上就成了秦政府通缉的对象，隐身逃亡，不知去向。时局变迁之下，游侠刘邦面临重大选择，要么纳入新的体制当中，固定居所职业，重新做人，要么逃亡流徙，成为帝国法外的亡命罪人。
法治国家的秦国，事事处处以法律章程办事。法律章程，虽然冷酷无情，对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有不同社会关系的人来说，又是一视同仁而公平的。沛县归属于秦以后，按照秦国的官制，新来的县令以及县的主要官僚，由秦国政府直接任命，不用当地人，属下的官吏，则在当地人中推举考选任命。秦国郡县小吏的选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