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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蠛傲艘簧庋虐迅舯诜坷锏娜嗣蔷眩蠹遗艹隼矗呖嗣糯埃醇考淅锏�10个人都没有知觉了。
马场长和队长们也跑来了，为没有发生意外万分庆幸，马场长还嘱咐了好多事，要队长们照顾好这些病号，几个医生又对每个人做了检查，说是大体上恢复了，没有太严重的病人，这时大家才放下心来，说是还要呼吸些新鲜空气，又让我们在院里躺了一些时间。
天亮之后，我们才一个个地爬起来，走进房里，躺在土炕上，就是感觉身上没有力气，也没有痛苦的感觉，就是觉得累，累得人就象是往下陷落。好在农场里的空气轻松了，食堂还给病号们送来了面汤，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感动得人心里热热乎乎的，我当时就想，若是都把人当人看，世界该有多好呀！
几年的时间，我三次经历过死亡，第一次是在挖河工地，第二次是我自己不想活了，在河面上自己砸冰洞，第三次，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感觉地失掉了知觉。好象看过一本什么书，一个罗马暴君，极想知道人们死亡时的感觉，他就一次一次地让他的臣子们去经历死亡，有的人真死了，没有向他述说死亡时的感觉，有的人没有死成，向他述说的死亡感觉他又不相信，一直到最后，他的臣子怕一个个都被他送进死亡，大家串通一气，在一天晚上把他杀死了，临死之前他才亲自体验到死亡的滋味。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把死看得非常可怕；许多伟大的人物把他人的死看得极是轻松，一个人越是伟大，也越是对他人的死无动于衷。反右的时候死过人，后来才知道这些人的死没有引起一点怜悯，还可以非常轻松地说“又要死人了”，怎么死人就这样无足轻重呢？是的，中国人多，死一个人无所谓，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死，就是世界永远的消失，珍爱生命，是人的美德。
惧怕死亡是人们善良的天性，无视生命才是一种罪恶。
…………
在农场关了4年，一直到1963年，全体右派学员离开农场，大汽车把上百人送到天津河北区区委统战部，统战部的部长姓马，在区委大院里“迎接”大家，什么话也没说，就让这些人进了大礼堂，也没有人送水，也没有说是如何处置，就是坐在房里等，一直等到下午，也还是没有消息，大家说可能是正在研究如何安置这些人呢。
已经快到晚上了，统战部长才出来，他显得比马场长和善多了，说话的声音不可怕，他“欢迎”大家回到市里来，过去有些做法不合适，改造的进度也太慢了，中央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劳动几年就回到社会来的，可是拖了这么久，实在也是不尽人意了。如今连战犯们都放得差不多了，怎么右派就这样难解决呢？在农场这许多年，没有给几个人摘帽子，这件事还是要统战部门来做。
统战部长对大家说，马上回原单位，有许多工作还没有做好，统战部在郊区温家房子有一个干校，叫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大家先到那里去学习，时间定为3个月，经过3个月的学习，凡是改造好的右派，一律摘掉帽子，就是改造上有进步的右派，也摘掉帽子，总戴着这顶帽子也不是事。最后，部长说：“希望大家都能以革命干部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社会上。”统战部长的话，使许多人感动不已，大家心想，总算从农场熬出来了，没有死在里面，还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这真是党的温暖了。
看来我也有摘帽子的希望了，我这个人就是只能随大流，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是最好，也不会是最坏，在农场几年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没有立过一次功，没有当过一天的班长或是生活委员，也没挨过批斗，没被当做典型，队长们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严格说起来，我属于那种平平常常不被人看重的右派，再加上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农场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我，这样我就被搁在一边了。
对于摘掉右派帽子以后的生活，我想得极是浪漫美丽。我想我才只有23岁，总不能就这样一辈子下去，也许我还能做点什么。我想写作，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社会主义，我还想把外文学好，有机会翻译点外国文学作品；我还想成立一个家庭，人不能总这样生活。
第五部分十六、活着、或者不活（4）
生活又露出了希望的曙光，我和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到温家房子干校去了，干校里前一期的学员们还没走，他们看见来了这么多斯斯文文的学员，感到好奇。他们都是私营工商界人士，最大的资本家，也就是开过小商店罢了，真正的大资本家，都在市政协里做委员呢。有一个私方人员私下里就问我：“令尊大人做什么生意？”这个私方人员看我太年轻，他猜想我一定是自幼随父经商，才落了个私方人员的身份、所以才到这里学习来。面对这种问题，我哭笑不得，被问得逃不脱了，我就对这些私方人员说：“你们不明白我们的事，学习结束早早回家去吧。”
统战部办学习班，气氛轻松多了，组长由学员们推选，这一下，我被推选为组长了，学习开始时统战部长到“学院”来过，说过三不原则，让大家敞开思想，把这几年的怨气都放出来，无论对于什么问题都可以发表看法，保证不抓典型，不搞批斗，这次学习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社会情况，这几年离开社会太久了，趁着大家学习的机会，区里给大家安排工作。
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真幼稚，就表现在他们对于许诺的轻信，开始学习之后，大家以为百花齐放的美好时光真的到来了，各个班组都敞开思想放怨气，有的班组还办了壁报，学员们纷纷写稿发表意见。看着别的班组这样热闹，我也想带个头，让自由空气更浓烈些，我就在班里率先发言，对这些年政策上的失误，发表了颇是尖锐的看法。
有的人心里有数，无论我怎样带头，人家也是说共产党好，把3年大饥饿说成天灾，大炼钢铁就是好得很，等等等等。当然也有人容易激动，一个姓杨的农剂师，就和我一起大唱反调，他说他是搞农药的，他到农村去过，他亲眼看到地里的草就是比苗高。他还在地里照过相，他身后和人一样高的不是庄稼，是野草。他早就看出来中国人要挨饿了，农业政策完全错了。
还有人说大炼钢铁纯属瞎胡闹，钢铁不是那样一个炼法的，更有人说反右运动出了偏差，把大批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利。总之，人们是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了，以为自由已经自天而降了。
正在大家沉浸在“自由”空气里畅所欲言的时候，一天上午，组里发生了“宫廷政变”，才一开会，突然一个右派站起来对大家说，最近一段时间小组里的气氛很不正常，小组长不能领导大家好好学习，带头发表了许多错误看法，这种局面对于思想改造不利，要求重新改选小组长。他的话才说完，立即许多人表示同意，还没容我闹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一举手，就把我这个组长罢免了。新当选的组长主持小组会，立即有人发言，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组里的发言有许多违背6条标准的地方，我说的大锅饭问题，明明是对人民公社的攻击，我还说农业歉收和自然灾害问题，也是不怀好意。
尽管发生了意外变化，到底不再有农场里的那种批斗了，统战部是一个讲“和”的地方，多么刺耳的话都要听，现在上面没有整右派的指示，把我换下去就是了。免掉了我的组长，我也就不说话了，好在没有人在乎我的说话与不说话，3个月的时间过去，重新分配工作才是人们最关心的大事。
3个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人人都认为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人也自信自己这次一定能够摘掉右派帽子，人人也认为自己这次一定能够分配到称心的工作。学习结束时，大汽车拉着学员们到市里开了一个大会，会上区里的负责干部给大家做了报告，报告从各条战线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讲起，又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比1957年右派分子的无耻澜言，更加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听着台上的报告，台下的人们开始感觉到情况可能又变了，人们不再乐观，反右斗争一风吹的幻想破灭了，而且措词还相当激烈，一口一个右派分子，一口一个无耻澜言。看来原来对右派的许诺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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