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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小时，众人可以向他喊叫，可以向他挥拳，可以对他辱骂，一些脆弱的人做出错误选择，也是情理中的事。
我没有多少话好劝这位朋友，我只能对他说，我在1955年的事，你是看到过的，不是已经过来了吗？我那时也没喝ＤＤＴ，怎么你就经受不住了呢？而且，你更要想想，万一你有了什么意外，你的老母亲怎么办？和他一起坐了一个上午，我还帮助他出主意，后天如何交代问题，她母亲草草地为我们煮了面条，下午又安慰了他几句话，我就回家了。
记者朋友的自杀未遂，对我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没过多久，工厂里的反右斗争也开始了，我自然是重点对象，因为我是犯错误送到工厂来改造的，犯过错误的人对共产党能没有意见吗？有意见能不反对共产党吗？顺理成章，我就成了工厂里的头号右派。大院里贴出了大字报，揭发我为胡风翻案，说我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真是莫明其妙了，我什么时候为胡风翻过案呢？而且以我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能有什么本事为胡风翻案呢？揭发的材料说我到工厂报到的时候，人事科领导问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只说是思想问题，没有说胡风反革命，这就是为胡风翻案。至于我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是有人揭发我在投票选举人民代表时，曾向身边的人问过，选票上的候选人是谁？这不明明是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吗？而且我还有这么多的右派朋友，我的朋友是右派，我能不同情他们吗？既然同情右派分子，我自己能不是右派分子吗？
工厂反右斗争，比机关、学校反右斗争搞得更是热火朝天，工人们不会写大字报，就画些“漫画”丑化他们的敌人，有一幅漫画把我画成一条毒蛇，工人阶级正阔步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一条身子上写着林希二字的毒蛇，吐着长舌头妄图咬工人阶级，幸好工人阶级发觉了这条毒蛇的阴谋，一铁锨切断了毒蛇长长的身子，连蛇脑袋上的眼镜都掉进了草里。如此野蛮的人身侮辱，在那样的年代是很正常的事，被侮辱的人无权反击，反要虚心表示接受，认为这是革命群众对自己的挽救。
到这时，我的三条罪状已经被确认下来了，第一条，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第二条，我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在作家协会时我宣扬不学马列也能搞创作，恶毒攻击马列主义，而且我还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
凭着这三条罪状，我被定为运动对象，工厂对我隔离反省，我又一次遭到非官方的拘禁。
白天写检查，晚上接受群众斗争。工厂知道，要想让我“认罪”，也不那么容易，工厂党委书记亲自挂帅，集中了工厂几位文职干部，选拔工厂里理论水平最高、表达能力最强，阶级立场最坚定的优秀人才组成战斗队，专门对付我一个人。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4）
一天早晨我被带到了斗争大会的会场，会场四面的墙壁上挂着大标语，一些标语表示革命群众的决心，一些标语敦促我弃暗投明，我记得迎面一条标语写着“一定要把右派分子林希批倒斗臭”。会场里座位摆成半圆形，革命群众为一方，坐成扇形，留给我的座位是一只小木凳，放在众人的对面，显然是受审判的位置。
党委书记宣布大会开始，还没容我说话，立即就是一片口号声：“打倒林希！”“打倒右派分子！”上百人举着胳膊挥着拳头向我喊叫。据说这叫先发制人，胆小的人，只这一阵口号，就被吓倒了，然后无论让他交代什么，他就交代什么了。这些人一直吼叫了10分钟，党委书记做了一个手势，口号声停下来，接着，才有人开始发言，揭发我的“罪行”。
1957年，我22岁，年纪不算大，但对于斗争，我已经有过一些经验了。听着众人喊口号，我表现得十分冷静，我不但没有害怕，我反而在众人喊口号的时候注意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我发现许多喊口号的人都避开我的目光，他们不敢正视我，脸色变得铁青，看得出来，他们比我更害怕。当然，也有人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把参加斗争会看做是组织对他们的信任，在斗争会上他们拚命表现自己，他们喊口号的声音特别宏亮，发言也特别愤怒，甚至还有人声泪俱下地为我恶毒进攻社会主义怒不可遏。这些人一面揭发我的罪行，一面观察党委书记的面色，党委书记脸上稍微显露出一点赏识，他们就格外地兴奋。
“站起来！”有人拍着椅子扶手向我喊叫，我自然不肯站起来，就向这个人怒目而视。50年代的斗争会还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残酷，群众也还不会给斗争对象坐喷气式，也还不敢打人。众人看我不肯站起来，他们就一起站了起来，向着我又喊了一通口号，也算是向我示威了。
老实话，1957年在工厂里被批斗，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看不起工厂里的这些人，我甚至于觉得和他们没有多少道理好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胡风是一个什么人，也不知道反胡风运动是一场什么运动，我真不知道他们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也知道在政治运动中千万不要和大家对抗，他们说什么，你就承认什么，会议开过，该说什么你再说什么。会上，我不反抗，也不申辩，就是听他们喊口号，由他们揭发罪行。我想他们总要回家吃饭去的，到那时会议也就该结束了。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他们可以轮番地回家吃饭，而斗争会却可以一直开下去。
最残酷的一次斗争会，时间长达16个小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种斗争方法，斗争会从晚上8点开始，声讨、批判、揭发、喊口号，整整4个小时，中间吃饭，我被带回到了反省室，吃了一只馒头，没有休息1分钟，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参加会议的人换了，想必是上一批人已经精疲力竭了。只有党委书记和几个骨干还在场，喊口号的人换了，果然气氛极是激烈。急风骤雨地又是4个小时，已经是入夜时分了，会议休息，我想这也许就要等到明天再开了，可是连一口水也没让我喝，斗争会又继续开始了，昨天晚上换下去的那一批人又回来了，显然他们已经休息过了，养精蓄锐归来，果然精神焕发，于是一场更残酷的斗争又开始了。
口号声更加激昂了，发言的人站到我的对面，挥着拳头向我喊叫：“今天你休想蒙混过关，不老实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赖不掉的，你对于共产，对于亡国是不会甘心的，你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言人的唾沫溅到我的脸上，我也听不清他喊什么，我只是觉得累，觉得疲倦，我已经被他们熬了十几个小时了。
这种斗争方式叫车轮战，是制服敌人的最好手段，他们轮番睡觉休息，一轮一轮上来围攻斗争你，熬得你没有一点精力；最后在你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时候，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只能承认了，这时候，他们就胜利了。
当批斗会进行到夜里12点的时候，我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知觉，我只是觉着会场里的人走了一批、又换进来一批，我只是感到有人站在我对面向我吼叫，随之又有人愤怒不已地向众人讲着什么，似是在讲我对于国家民族的危害。过后又有一只拳头举起来，似是要向我砸过来，兜起一阵风，拳头停在我的鼻子前面，我听到那拳头攥得咯咯响。我自幼身体不好，再加上读书过于努力，20岁的时候，我的体重只有52公斤，而且胃口一直不好，这样的批斗会对于我来说明明就是一种残酷的私刑，大概有人已经看出我的疲惫，他们就向我喊口号，不许我装死，我听着，没有一点反应。
直到第二天天明，斗争会结束，已经是早晨8点了。批斗会整整进行了16个小时，我没有听清党委书记在宣布散会时说了什么，我只是感到头晕，感到恶心，我想吐，但吐不出来，我只是感到一种可怕的疲倦，我几乎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再走回那个反省室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反省室，才走进屋来，我就跌倒在地上，我已经没有力气爬到小木床上去了。
这时我只是感觉有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胸前，我的呼吸短促艰难，冷汗濡湿了衣服，眼前一片混乱不清的图象，我想大喊一声，我想砸碎自己的脑袋，但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我只是倒在地上慢慢地想舒缓一会儿，我想重新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