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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人们在审视历史中创造未来。
记忆积淀下了太多太多悲壮的故事，以致误导后人以为唯惊天动地的豪杰才有权利走进历史，千万年来只默默走着自己人生道路的凡人、甚或至于失意于命运的弱者，只能扮演历史过客的角色，他们的记忆惨遭遗忘。
许多人活得就真似一只蝼蚁，匆匆地生，匆匆地奔忙，直到匆匆地死。他们于生存中得到快乐，又更要伤害时感受痛苦。可悲的是，他们的快乐不被人类分享。他们的痛苦也没有向人类提示警戒。
人知有天，人知有地，人知有始于无，无始于太极，人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人更知每日三省吾身，人知有爱，人知有恨，人知有胜，人知有负，人知有荣，人知有辱，人能知已，人能知彼，人知生当有为，死也当有其所。不幸的是，唯任由英雄豪杰喜怒荣辱才溶汇为历史，芸芸众生只能生生死死，逝者如斯。
呜呼，切莫因生命的平凡而放弃神圣的记忆权利，惟千千万万朴实的生命记忆，才能融铸成不可涂改的历史真实，春天既属于高树名花，更属于所有的绿色，连同那些被遗忘在山间的荆棘，春天是一切生命共有的节日。
不幸的事实却是，多少年来过于严酷的思维模式，误导人们畏惧历史，历史成了只属于豪杰的生命金字塔，堆砌在这座金字塔里的每一方石块，都刻铸着不朽的真理，解读真理的权利更成了一种政治霸权。于是人类因自身的懦弱为自己制造了精神灾难，人类也由此将自己变成了永远的罪人。
少年时代，看人生只是一场英雄梦，不仅自己要做一名英雄，更羡慕那些英雄家庭，那时只恨自己的长辈中没有人投身社会变革，没有人为国捐躯，遍查史书，哪怕看到一个远古时候的同姓豪杰，也想着或许会和自己有一点点家族血缘。大失所望，浩瀚的人类历史，英雄实在是少得可怜，更多的芸芸众生却原来都是默默地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平凡的生命不可能在历史上激起一丝的风浪，他们没有大的成功，没有大的失败，没有成功大的事业，也没有给人类制造过一丝灾难。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在英雄时代，这都是些历史的蝼蚁，而在只属于英雄的史书上，万万千千无为的过客，他们属于失语的群落，他们的记忆随风而逝。
我来自平民阶层，自幼因梦想跨出卑微才陷入舞文弄墨的深渊。我的家庭虽然也侪身于名门，但这个“名门”于人类历史毫无意义，这个“名门”，是商业大都会里散发着铜臭的“名门”。但到底中国的每一户人家无论贫富都信奉着同一的理念，儒门教诲仍然被我们这个家庭奉为无比神圣，由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自幼都受过严格的家学教育，中国一切的教育，以先哲的话说，“歪歪邪邪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而偏偏是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幸运的是，在我只有14岁的时候，中国黑暗历史终于终结，一个充满光明，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就在4万万同胞的欢呼声中，步上了历史舞台。我看到过旧时代的黑暗，我和4万万同胞一起，迎接了中国新时代曙光的升起。我是一个平民人家的孩子，有幸生于平民时代，我应该有美好的青春，我有权利享受幸福人生。
不幸的是，我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利，我的遭遇也许并不是我们这一代失语者中最不幸的一个，但我经历了我们这一代失语者人生的全部过程，我属于失语者群体，长达几十年的人生社会，没有我们的声音。
我们为10年浩劫付出的代价，终结了狂热和偏执造成的历史愚昧，由此，我们开始反思，反思真实的人生。
为失语者索求记忆权利，我开始写作《百年记忆》。
记忆下家庭先人向我述说过的一切，记忆比正史更丰富、也更鲜活，捧读正史，我因被涂抹的记忆深感愤怒，捧读正史，我为被扭曲记忆感到悲哀。
我们以真实的记忆索求话语的权利，我们以真实的记忆将历史变得美丽。生命的价值在于珍惜记忆，历史的重任要我们捍卫记忆。
第一部分二、深宅大院里的买办人家（1）
1900年，正是侯姓人家发旺的辉煌时期，五块匾侯家的当家老爷，侯六爷侯春源，时任日本三井洋行中国掌柜。那时候外国洋行在中国设立子公司，一定要设立一个华认帐房。清朝政府没有外贸部，也不懂和洋人做生意，在清朝皇帝的眼里，外国全是蛮夷之邦，而洋人就更是一些野蛮人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皇帝吃够了洋人的苦头，他们视洋人为虎狼，却不将洋人看做是可以沟通的对手，依然视他们是非我族类的外鬼。
天津的侯姓人家从哪里来的？600年前，明成祖朱棣在天津设卫，从此天津开始形成一个城市，天津最初设卫时，并没有多少本土居民，再加上燕王扫北，对曾经劝阻他南下夺取王位的北方人民大肆屠杀，待到朱棣在天津设卫的时候，应该说天津已经就是一片荒芜了。天津设卫，朱棣强迫江南许多大户人家北迁移民，如此天津才渐渐成了一个大都市，天津城市人口也一天天地膨胀起来，直到成了北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再后来更形成了北中国的经济中心，天津一天天地壮大起来了。
旧天津人家，从生活习惯和礼俗上分成南礼、北礼两大流派，所谓的南礼、北礼，指的就是一部分天津人属于北方人的生活习惯，通行北方的礼俗，还有一部分天津人家通行江南人家的生活习惯和礼俗，几百年时光没有改变。
北礼人家，叫父亲的兄长为大爷，如果父亲是老三，那父亲上面的两个哥哥，一个是大大爷，再一位就是二大爷了。父亲的弟弟，北礼人家叫伯伯，这个“伯”，发“拜”的音，三伯伯、四伯伯。对于母亲，北礼人家叫妈，母亲的母亲，北礼人家叫姥姥。
南礼人家就不同了，南礼称父亲的哥哥是伯伯，大伯、二伯，父亲的弟弟，叫叔叔，三叔、四叔。对于母亲，南礼人家称娘，我写小说每写到母亲，就习惯使用“娘”字，“娘说了”，“娘怎么怎么样了”，而不习惯使用“妈”字。母亲的母亲，南礼称外婆，或者称婆婆，绝对不会叫姥姥。
天津城市居民何以分成南礼、北礼两大流派，实行北礼的人家，是原来的天津土著居民，实行南礼的人家，就是从江南来的移民了。
和我们侯姓人家有交往的亲朋都说，我祖父、我父亲和我们弟兄从容貌上看，都像是江南人，我祖父的体型，皮肤和江浙一带的乡民非常相似，从血缘上说，侯姓人家很可能是江南移民。但侯姓，世居山西，上世纪40年代，我和母亲去山西，住在大同，大同城外好几个地方，整个一个镇子，有一半人家姓侯，山西人一听说我们姓侯，还以为我们是回原籍来了呢，而我们家庭也说自己祖籍山西，只是在天津落户，才成了天津人的。
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再往前追溯，侯姓人家原来是江南大户，据我的祖母对我说，曾经有过记载的，说侯姓人家原来姓周，是一个罪臣，明成祖迁江南大户人家北上，这个姓周的罪臣就奉旨和大批移民一起到北方定居来了。
天津许多老人说起天津人，都说来自太原老槐树下，当年明成祖遣江南大户人家北迁，命令这些人家举家到山西太原府报到，然后再转天津。很可能这个周姓的罪臣从江南一路到了山西，不巧得了什么病，只好在山西留下，但又怕落个抗旨的罪名，于是就改姓侯了。
侯姓人家的后人是怎么到天津定居的？山西人有了钱都出来做生意，而天津是山西出门经商的首选之地，天津有山西帮，有山西会馆，山西人在天津开当铺，开颜料行，开钱庄，也就是开银行。我的曾祖父能够做上三井洋行中国掌柜，和他的资金雄厚有直接关系。三井洋行隶属于日本三井财团，三井财团从明治维新以来渐渐地成了日本最大的财团，三井洋行在中国的业务，一方面向中国出口电气、五金产品，另一方面三井洋行还负责日本和清朝政府的官方信贷，中国政府向日本国借钱，就是经过三井洋行办理的，所以三井洋行实际上负责两国的经济事务，和一般只做外贸生意的洋行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