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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论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谓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
从这谈起，毛主席对《大公报》议论了一番。
毛主席指出，《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政局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
毛主席说，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青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这样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
毛主席说，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毛主席还说到，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他在延安时就经常看。《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这时，毛主席的新闻稿打印出来了。我看了一遍，没有什么意见，毛主席就吩咐当晚广播，第二天（国庆节）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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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到毛主席讲“五不怕”起，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整整9年。这段时间内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的指示很多，其中许多都有记录存档，可供分析研究。我在这9年工作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但我一直未能忘怀的就是“五不怕”。
1967年春，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军事监护”时，我在狱中给毛主席写的第一封检讨信一开头就提到他在十年前对我说的“五不怕”。我接着写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我真的成了阶下囚。”
由于这样的前因后果，我把毛主席讲的“五不怕”和同办报有关的几次谈话写出来。事隔三十年，记忆不完全准确，但主要意思是不会错的。
（1987年12月，发表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日报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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