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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尽量发现社会生活各种趋势；尽量发现各种立场和兴趣。人们可以提出疑问：历史决定论的这个论据是否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以致认为社会科学中只有成功——政治上的成功——才是重要的，而客观性和真理的理想全都不能应用。
为了证明这些论点，历史决定论者可以指出，只要社会发展中某一个时期具有某种固有倾向，我们就可期望发现能影响这种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科学起着助产士的作用，帮助产生新的社会时期：但是在保守派手里，它同样能用来为阻碍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服务。
这种观点可能给人们提出，如果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普通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历史主义”，而不应把它同我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相混淆），或者参照它们与政治的、经济的或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知识的社会学”），就能够对这些学说和学派之间的区分给予分析和阐明。
7．整体主义
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相信，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还有更深刻的缘由。他们争辩说，正如所有“生物”科学，即涉及生命体的科学一样，社会学的研究不应采用原子主义的方式，而应采用现在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方式。因为社会学的对象（社会集团），决不能被视为只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集团，不仅仅是其成员的总和也不仅仅是在任何时刻在其任何成员之间存在着的个人关系的总和。甚至在三个成员组成的简单集团中，也容易看到这一点，由A和B组成的集团在性质上不同于由同样数目的成员B和C所组成的集团。这可以表明，人们说一个集团有它自己的历史，而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它的历史（参阅上面第三节论“新颖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集团失去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成员，它仍然能容易地保持其性质完整无损。甚至可以设想，即使一个集团的全部原先成员被其它成员所取代，它仍可以保持其许多原有的性质。但是，如果现在构成这个集团的这些成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原先的集团，而是成立了一个新的集团，他们本可以建立一个十分不同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的个性对集团的历史和结构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个集团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更不妨碍它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的影响。
所有社会集团都有它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建构（institutions）、自己的仪式。历史决定论声称，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集团的现在，并且如果我们要理解也许还要预知集团未来的发展，我们就必须研究集团的历史，研究它的传统和建构。
社会集团的整体性质（即这种集团决不能完全解释为它们成员的单纯集合），说明了历史决定论者关于物理学中的新事物（只是原有要素和因素的新组合或新排列）与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不可归结为纯属新排列的那种真正的新事物）之间的区别。因为如果社会结构一般不能被解释为它们的各个部分或要素的组合，那末，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新的社会结构显然绝不可能。
另一方面，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自然结构可以解释为纯粹的“构象”，或仅仅是它们各部分及其几何构形的总和。以太阳系为例；虽然研究它的历史是有趣的，并且这种研究有助于说明它的目前状态，但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与这个系统的历史无关。这个系统的结构，它的未来运动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其成员目前的构象。只要知道任何一个时刻其成员的相对位置、质量和动量，则就完全可以确定了该系统的未来运动。我们无需再知道哪一颗行星更老些，或哪一颗是从太阳系之外被带入该系统的。结构的历史虽然也许是有趣的，但对我们理解它的运动，它的机制以及它的未来发展却毫无帮助。显然，自然结构在这方面与任何社会结构迥然不同：即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在某个时候的“构象”十分了解，但是如果对它的历史没有仔细的研究，则我们既也不能理解它，也不能预测它的未来。
这些考察有力地表明，历史决定论与所谓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理论（把社会和活机体类比来解释社会集团的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整体主义的确具有一般生物现象的特征，而且在考察各种有机体的历史如何影响它们的行为时，整体主义方法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论证往往强调社会集团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虽然它们不一定导致接受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同样，认为存在着某种集团精神（作为集团传统的载体）这个著名学说，虽然其本身不一定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但与整体主义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8．直觉悟性
迄今我们主要讨论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的方面，例如新颖性、复杂性、有机性、整体主义以及把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某些典型的物理学方法是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这些方面的。所以，认为在社会研究中采取一种对历史学较适用的方法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设法直觉地认识各种社会集团的历史，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观点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有时发展为与历史决定论关系密切的一种方法论学说，虽然这种学说并非总是同历史决定论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方法论学说认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反，社会科学的特有方法则是基于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认识。人们通常强调下列的对立和对照与这种学说有关。物理学的目的是解释因果关系；而社会学的目的则是理解意旨和意义。在物理学中，可惜助数学公式对事件作出严格的定量说明。社会学则试图较多地从性质上去认识历史的发展，例如用冲突的倾向和目的，或用“民族性”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历史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运用归纳的概括，而社会学则只能借助联想。正是由于这个理由，物理学能够达到普遍有效的齐一性，并把特殊事件解释为这种齐一性的实例，而社会学则只能满足于直觉地领悟发生于利益、倾向和命运的特定斗争中的独特事件及其在特定情况中的作用。
我建议区分直觉悟性学说的三种不同的变式。第一种变式断言，如果对引起某一社会事件的力量进行分析，即如果知道有关的个人和集团，知道他们的目的或利益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就能认识这个社会事件。在这里，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被理解为符合他们的目的——即扩大他们的实际利益或至少是他们想象的利益。在这里，社会学方法被认为是用想象来推测具有一定目的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活动。
第二种变式走得更远。它承认这种分析是必要的，尤以认识个人的行动或集团的活动为然。但是它认为，要认识社会生活，这种分析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要认识某个社会事件的意义，例如某个政治行为的意义，那么，光靠目的论的方式是不足以认识它是如何和为什么引起的。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意义，即它的发生的重要性。“意义”和“重要性”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从我所说的第二种形式的论点来看，回答是：某个社会事件不仅产生某些影响；也不仅迟早导致其他事件，而且它的出现本身就改变许多其它事件的境况值（situational value）。这个社会事件创造了一种新的境况，要求在该特定领域内对所有对象和所有行为进行重新定向和重新解释。比方说，为了理解在某一个国家中建立一支新军队这个事件，就必须分析意旨和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分析这种行动的境况值，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例如，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此之前一直完全能保卫自己，而现在也许已经很不够了。简而言之，甚至在进一步发生任何实在的变化（物理变化或心理变化）以前，整个社会境况也许已经改变了；因为当有人注意到境况变化时，它有可能早就变了。因此，为了认识社会生活，我们不能只限于分析事实上的原因和结果，就是说不能只分析动机，利益和行动所引起的反应；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个事件在整体中有着某个待定的作用。这个事件由于它对整体的影响而获得它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整体来决定的。
直觉悟性学说的第三种变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