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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减低人的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功与否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知识。（社会建构好比堡垒。“白们不但要设计得好，而且要恰当配备人员。）”
渐进工程师的特有态度便是如此。他也许抱有把社会看作“整体”的某些理想（例如社会的普遍福利），但他并不相信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设计的那种方法。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某些个人或集团的财富的积累或权力的增加；或者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或者保护个人或集团的某些“权利”等等。因此，公共的或政治的社会工程可以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可以是极权主义的，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W·李普曼以“自由主义的议程”这个标题列举了一些渐进改革的意义深远的自由主义纲领的例子。）渐进工程师，例如苏格拉底，知道他的知识多么少。他知道我们只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因此，他将一步一步地走，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警惕改革中难免出现的不利后果；他将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不能分辨这种改革的原因和后果，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
这种“渐进的修补”与许多“能动主义者”的政治气质格格不入，能动主义者的纲领也被描绘为“社会工程”的纲领，可以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工程”。
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在于“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
或许有人会问，渐进方法与这里所说的整体主义方法有无根本的区别，因为我们还没有给渐进方法的范围划出界线。就这里对它的理解而论，例如，宪法的改革属于它的范围；我也不排除一系列的渐进改革是由某种普遍倾向引起的可能性，例如，使收入更平均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渐进方法可能导致通常所说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可能有人会问，在这些较为雄心勃勃的渐进工程与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方法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假如我们考虑到，在估计某种改革方案的可能结果时，渐进技术师必定尽量准确地去估量任何措施对社会“整体”的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贴切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并不想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指出整体主义的技术师和渐进技术师对社会改革任务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整体主义者反对渐进方法，认为它太温和。然而，他们的反对和他们的实践并不相符；因为他们尽管是雄心勃勃的和无情的，但在实践中总是笨拙地随意应用基本上属于渐进的方法，只是不审慎和缺乏自我批评。原因是，整体主义方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从而迫使整体主义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渐进改进的权宜措施。事实上，这种权宜措施同较温和而谨慎的渐进干预相比，更具有中央计划或集体主义的计划的特点；它不断地使乌托邦工程师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说，它导致众所周知的无计划的计划。因此，实际上，乌托邦工程和渐进工程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在于规模和范围，其实不如说在于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的审慎和准备。我们还可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学说在合理改革所应采取的方法的看法上来比较的话，它们的区别不在于规模和范围，而在于别的方面，与我们往往所设想的相反。我认为在这两种学说中，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并容易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我认为这两种方法，其一是可能的，其一简直是不存在的，不可能的。
所以乌托邦的或整体主义的方法和渐进的方法之间的区别之一可以表述如下：渐进工程工程师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整体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使乌托邦主义者对关于社会建构的控制限度为社会学假说产生了反感；例如，这一节上面提到的表明“人的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那个假说。乌托邦的方法先验地拒绝这些假说，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在另一方面，与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问题又必然迫使乌托邦主义者（不管他愿意与否）要用社会建构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因素，并且把他的纲领加以扩大，使之不仅要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而且也包括对人的改造。“因此，政治问题就是组织人的冲动，然后把这些冲动引向正确的战略目标，使发展的总过程沿着预定的方向前进。”这个纲领是容许失败的，甚至在付诸实行之前也是如此，这似乎与好心的乌托邦主义者相违。因为这个纲领改换了他的要求，他本来要求我们建设一个适合于人们生活的新社会，如今则代之以要求我们去“改造”人，使人适合于他的新社会。很明显，这就排除了检验这个新社会的成败的可能性。因为对于不愿意在那里生活的人来说，只需承认他们不适合在那里生活，承认他们的“人的冲动”还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就行。但是，如果没有检验的可能性，那么，声称采取了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是白说的。整体主义方法与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
乌托邦工程不是本书的主要论题，但有两个理由说明它为什么要在以下三节中和历史决定论一起加以考察。第一，因为在集体主义的（或中央的）计划的名义下，它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学说，“渐进技术”和“渐进工程”必须与它截然分开。第二，因为乌托邦主义不仅在敌视渐进方法上与历史决定论相似，而且常常与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联合在一起。
22．与乌托邦主义结成的非神圣同盟
我称之为“渐进技术”和“历史决定论”的这两种方法论观点之间的对立，密尔已清楚认识到了。他写道，“有两种社会学研究，第一种所提出的问题是，……例如，在现时的社会条件下实行普遍选举的结果将如何？……但仍然有第二种研究……它的问题……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给出的原因有什么结果，而是在一般情况下造成……社会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考虑到密尔的“社会形态”恰恰相当于我们称之为“历史时期”，因而很明显，他所说的“两种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区别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渐进技术观点与历史决定论观点之间的区别。假如我们较仔细地考察密尔关于“第二种社会学研究”的描述，那么，这一点就更清楚了。他（在孔德的影响下）声称这二种研究高于第一种研究，他并且说第二种研究是他所说的“历史方法”的应用。
正如前面表明的（在第1，17，18节），历史决定论并不是与“能动主义”相对立的。历史决定论社会学甚至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可以有助于（如马克思所说的）“缩短和减少新的历史时期诞生时阵痛”的技术。确实，在密尔对历史方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思想的提法与马克思的提法极其相似：“这里所指出的方法是探求社会进步诸规律必须遵循的方法。依靠它的帮助，我们不仅能够遥望人类的未来历史，而且能够决定用什么人为的手段去加速这一自然进步，只要它是有好处的……这种以思辩社会学最高分支为基础的实践规则将成为政治艺术中最宝贵和最有益的部份。”
正如这里所指出的，我的方法与历史决定论者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其标志与其说在于它是一种技术不如说它是一种渐进的技术。仅就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技术而论，它的方法不是渐进的，而是“整体主义的”。
当密尔解释他的“社会形态”（或历史时期）的含义时，他的方法显然是整体主义的，他写道：“所谓社会形态，……就是同时并存的一切较大的社会事实或现象都具有的形态。”尤其是这些事实的例子：“工业状况，财富及其分配的状况：社会分裂为各个阶级，以及这些阶级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