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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明与贺龙的第一次谈话就与叶群和林彪有关。她说：“贺龙显然对我做了一些调查。”贺龙告诉她林彪正在追叶群，而叶却把林彪写给她的信拿给朋友们看。贺龙说你要是真爱一个人，就不该把他的信到处拿给别人看。贺要她把这些话转告给叶群。叶群和林彪不久正式结婿，他们没有请薛明参加婚礼，也没有请贺龙。
薛明钦佩和尊重贺龙，但对他也有所保留。在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八十比一，情况相当特殊。她比贺将军年轻得多，贺四十六，而她才二十六岁，年龄相距甚远。她说：“女学生不嫁老头子。当时我们这些姑娘中流行这么一句话：老干部不错，但不懂得爱。”但她还是被吸引住了。贺龙健谈，性格开朗，可是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变得笨嘴拙舌。贺的一些老战友登门劝她，其中包括贺龙的政委任弼时、和孙中山共过事的林伯渠。“他们都说贺龙是个好同志，”她回忆道，“我感到有些压力。”
贺龙和薛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结了婚，恰逢南昌起义十五周年。他们在延安南门外西北军营里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我们婚后生活十分愉快，”她怀念道，“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成为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他就失势了。薛明认为是叶群和林彪干的。
“林彪想篡夺军权，而贺龙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她说，“于是林彪开始陷害贸龙。”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来告诫贺龙夫妇不要回家，因为红卫兵肯定要抄他们的家。周担心这对贺龙心理上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因此去了西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砸开了贺的保险柜，抢走了一千多份机密文件。贺龙和薛明在西山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可后来渐渐连周恩来也无法再保护他们了。西山处在军队控制之下，即在林彪、叶群和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控制之下。
不久，贺龙被迫出席批斗会。康生认为贺龙这个人太难斗，最好采用“医疗手段”。贸龙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史，一直在用胰岛素治疗，在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时，他们非但停了胰岛素，还给贺打葡萄糖针。真是杀人不见血！
贺龙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内，不许外出。当时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热，院子里断了水，只能在下雨时接一点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
看守当中有一个战士，有时哼起一首关于贺龙的老歌。他们知道这个战士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起码是同情他们的。
薛明一直与贺龙在一起。在他临终前六个小时，救护车把他拉走了，他们不让她跟着去。
“我不知道医生干了些什么，”她说，“这是审讯‘四人帮’之前和审讯期间要调查的问题。”
人们知道，医院继续给贺龙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岛素。正式的死亡书上只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关押了六年，送到贵州去强制劳动，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说，“我成了山里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叶群外逃因它机失事摔死在蒙古后，周恩来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儿黎明在陕北一所青少年劳教所关了一段时间后，与她一起流放。她的儿子鹏飞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他是军队中一名副部长。她的大女儿贺晓明也受到监禁。晓明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的一名历史工作者。
谈到贺龙，肖克悲痛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是红军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他不畏艰辛，骁勇善战。”
当问他这样一个英雄怎么会遭逮捕，受折磨，并被用药物害死时，他沉思良久后说：“我可以拿自己做个例子。我早年参加革命，可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挨了整，我被革职审查，送到江西去干了两年半的体力活。”
肖克说话时很平静。
“我在去农村途中，写了一首诗。”他接着说，“我喜欢写诗。”
他拿过纸和笔，写道：
我自江西来，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急。
云山赋归欤，老骥兮伏枥。
只剩一条胳膊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余秋里从舒适的扶手椅上一跃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间怎样被红卫兵强迫“坐飞机”。
他们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迫使他弯下腰来，并把他的胳膊和断臂同时由身后向上举，就象一架即将起飞的喷气飞机。这是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比较起来，我的日子还算好过。”余微笑着说，“我没有放弃斗争。我过去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在白区（国民党区）工作过，从未被捕过，也从未写过回忆录。”
他们指控他是贺龙的门徒和彭德怀的支持者。他们在他的家中搜了二天，一无所获。后来毛说，余犯过错误，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过。于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名单。
李先念主席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幸运。他没有被“拉下马来”，虽然只差一丁点儿。他“靠了边”，同时受到周恩来和毛本人的保护（ 常在别人准备开会批斗他时叫他去开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和包括聂荣臻、叶剑英和陈毅在内的一些将军一道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批评了“文革”。这次会被称为“二月逆流”。与会者被戴上了“小爬虫”（而不是大龙）的帽子。李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一直靠边，这使他没有倒大霉。他说后来在批邓那段时间里他又“靠边”了，这使他不必把邓小平叫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杨成武是长征中飞夺泸定桥担任突击的第四团勇猛的政委。他在“文化革命”令入眩晕的政治斗争中跌了跤。起初他是“文革”的宠儿，取代了他的上司罗瑞卿，出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罗瑞卿则同杨尚昆将军一道“坐飞机”，后来从六层楼的窗户跳下（或被人推下）而致残。
杨成武青云直上、当上了党中央候补委员，但很快又成了林彪阴谋的牺牲品而入狱七年。他被指控为反对“文革”，派人去殴打毛的妻子江青。
肖华的长征组诗深受周恩来和毛泽东赞赏，但他本人却很快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他曾经受住了两次严峻的打击，可是第三次把他投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他的《长征组歌》也被禁演，整他的人说，他的歌是为了颂扬者红军指挥员们而谱写的（差不多个个都是林彪的对头）。
警卫人员十分注意，不许肖华在监狱里吟唱他写的歌。“我只能在心中唱。”他说，“‘四人帮’千方百计要置我和我的歌于死地，但他们未能得逞。”
杨尚昆将军的境况与众不同。他蹲监狱的时间比其他长征指挥员都长。在林彪宣布“调查”发现杨从事过“地下”活动后，杨就被抓了起来。“地下”活动的含意是杨尚昆和罗瑞卿及彭真等人一道，一直在策划反毛的军事政变。林彪信誓旦档地说：为此“毛主席已多日睡不好觉了。”
杨将军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被捕，一直关押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们骂他是“黑将军”，在红卫兵的万人群众斗争会上“坐飞机”，说他是俄国特务（ 鬼才知道是从哪年到哪年当的特务 ），又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抗战时期和美国赴延安工作团保持友谊。也许更严重的是，暗中传说他偷录过毛主席的谈话。杨将军未提及“坐飞机”和受折磨。他把那段时间说成是“强迫休息”。可是他的矮小而有才华的夫人李伯钊却被弄去打扫一座六层大楼的厕所，整天爬上爬下跪在地上擦洗，腰和腿都受了损伤。杨和他的妻子失去联系长达九年。李伯钊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文革”中受过折磨之后，她的健康一直未能恢复。
“但我还是值得庆幸的，”杨将军摇了一下头说，“我家无一人被整死。有些同志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被整死了，他们的孩子被整死或成了残废。”
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受过相当的教育，老大现在部队工作。他的女儿被迫下乡。三个孩子都被强制劳动过。
他再次强调说：“我是相当幸运的。”一九八四年他七十六岁，强健而矍铄，在中央军委担负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