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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９７５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７５年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2）不会投降大陆；
（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罗青长最后一次见总理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邓小平坚定地说。
我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１０分钟再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今天再讲这段往事时，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泪。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亲自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还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
我常常听总理谈起张学良。总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前，只要一有机会，周总理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张学良。1961年在西安事娈25周年纪念会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作诗怀念张学良将军，有两句话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当场说：“‘憔悴’两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
我想起总理多次要办公室通知政协及有关部门照顾张学良的亲朋及故旧。许多事常常是总理亲自处理。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是我军的一名战将，他1933年入党，解放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当他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深造时，苏联人不理解为何中共中央派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受。周总理亲自向苏方作解释工作，张学思才被允入学。“文革”期间张学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病重身危。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要医院尽力抢救。但由于林彪集团的肆虐，张学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总理几次指示海军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
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当我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的那双明眸，好像总理在责备我没做好工作。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愧疚，对不起总理生前的最后嘱托。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挂念着台湾问题。他还嘱告叶剑英等人，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伤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我记得，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