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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伦敦的伊尼戈·琼斯使国人对古典风格产生了巨大的趣味变化时，剑桥在1638年之后还决定修建尖拱窗和一座哥特式扇形拱顶，这也是最后的一座，修在克莱尔学院的门楼里。与此同时，该学院开始修缮它古老的庭院，好像那是一幢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基督学院的教员们现在也想感受新时代的气息。它的院士楼（1640~1643年）布局对称，风格独特，虽独有一楼但气势壮观，约翰·伊夫林赞美它是“精工细雕的建筑”。然后来了一位牛津人，他向剑桥人展示了他对古典风格的理解，他就是从未研究过建筑的天文学教授—克利斯托弗·雷恩。
1663年春天，在他开始建造牛津的谢德尼剧院之前，他将他设计的一座学院礼拜堂图纸拿给他的叔叔、彭布罗克学院的马修·雷恩院士看。礼拜堂设计得特别简洁，有壁柱、山墙、少量装饰，这是剑桥的第一座纯古典式建筑。克利斯托弗·雷恩不仅受到了塞利奥的画册的启发，同时代的法国和意大利建筑师大师也启发了他，比如他1665年在巴黎遇到的贝尔尼尼。一年后他设计出了另一座礼拜堂，伊曼纽尔学院的礼拜堂，这已经含有巴洛克的风格因素了。但雷恩在剑桥大学最出名的杰作是三一学院的图书馆，动工于1676年，当时他已经是国王的总建筑师了。这座图书馆设计宏伟，工艺完美，精细入微，雷恩以此对帕拉第奥的古典风格做出了他自己的独到注解。
我们在敛桥又遇到了雷恩的助手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和牛津不同的是，这里没能让他实现他的宏伟设计，无论是给国王学院的设计（1713年）—一个将近90平方米的包括回廊和钟楼的庭院，还是对市中心雄心勃勃的规划。如果霍克斯莫尔的设计付诸实施了，我们今天就会穿过一条沿着小屈里街的主干道从基督学院礼拜堂前往国王学院礼拜堂，在那里有一座柱廊的学院广场。霍克斯莫尔还想拓宽三一街，将它修直，并配上方尖柱，像纳封阿广场一样—罗马巴洛克建筑的校园版本。
参观空中楼阁有其特殊的魅力。你设想一下，如果听从了卡帕比利特·布朗，沼泽地里的这座小城会是什么样子。这位设计英国自然风景公园的大鼹鼠1779年曾建议将后园变成一座大型的公园。今天，学院地皮上没有曲曲折折的障碍物跑道，而是逶迤小路沿着本来要蓄成一个狭长湖泊的剑河延伸，而不是通车的皇后路！1784年正值罗伯特·亚当斯声名显赫时，他设计的一座新大学图书馆和为国王学院设计的圆形食堂也遭到拒绝，但他18世纪完成的那些建筑绝非蹩脚的赝品。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9节 智者之石：建筑与城市规划（2）
和牛津一样，这回又是詹姆斯·吉布斯完成了几经修改的霍克斯莫尔为国王学院所做的部分设计。他的院士楼（1724~1732年）典型地说明了反差明显的风格如何相辅相成，最好的观察角度是从后花园观看：吉布斯的古典式和国王礼拜堂的哥特式风格并存，绷紧的垂直线和平静的水平线条并存，学院配楼的白色波特兰石和礼拜堂色彩柔和发黄的凯顿石和约克石并存—这是一群成功的城市建筑，大胆规划的教科书。议事堂（1722~1730年）乔治时代的优雅风度也来自詹姆斯·吉布斯，它是两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的第一座新式建筑。
一位门卫告诉我，一天夜里，几名大学生将一辆奥斯汀7型车拉上了议事堂的屋顶。在读过《剑桥的深夜攀爬者》之前，我都以为这是门卫的胡话。1937年的这部名著描写了深夜攀爬者们爬上学院屋顶和钟塔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仿佛那是喜马拉雅山。他们爬过国王学院的切特温德裂缝、三一学院的平原、圣约翰学院里的烟囱。深夜攀爬是占领学院建筑制高点的一种稍微复杂的形式，是大学生的一项极限运动，似乎是在沼泽地里的平原学院里满足一种登山者的虚荣心。攀墙者的活动形式多样，有些的确是恶作剧，例如将三一学院大门上方的亨利八世的权杖换成一条椅子腿，在国王礼拜堂的哥特式尖顶之间拉上一面“禁止轰炸”的标语。而真正的屋顶攀爬则是“为艺术而艺术”。从凯厄斯学院维多利亚时代角塔的一扇狭小窗户跳到议事堂的屋檐上，然后再跳回去，后者难度更大。这跨越2。5米的所谓“议事堂跳跃”曾经是凯厄斯学院学生之间最为著名的一种勇气测试，我们就用它来结束我们对詹姆斯·吉布斯的敬意吧。
除杰出的吉布斯之外，在剑桥实现乔治时代新风格的主要是两位业余建筑师。后来的凯厄斯学院院长詹姆斯·伯勒男爵设计了彼得豪斯学院（1738~1742年）的帕拉第奥式侧楼和克莱尔学院的饰有柱廊的礼拜堂（1763~1769年）。1742年，他以薄薄的石贴面、肋木窗和山花将三一学堂古老的主庭院赋予了意大利式风格，好像那是一座古典风格的新式建筑。伯勒的风格自成一派。中世纪结束了，而文物保护尚未开始。于是，当时许多没钱彻底重建的学院都被翻新了，比如，基督学院和伊曼纽尔学院就由伯勒的年轻同事詹姆斯·埃塞克斯翻新了。然而，在乔治时代光滑的门面和理知时代高大亮堂的窗户后面经常隐藏着中世纪贴有黑色墙裙的小房间。
18世纪早期，这座城市外观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剑桥的中世纪建筑几乎完全消失了，取代桁架结构的是带有古典式比例的砖砌建筑。最好的例子之一是仍然保留着1701年的安妮女王时代风格的彼得豪斯学院的院长楼，它位于学院对面，在特兰平顿街的另一侧。剑桥不像乔治时代的巴特或伦敦，它没有别致的广场和新月形建筑，只有后来的19世纪建筑，如马尔科姆街或公园露台的整齐漂亮的房屋群。
拿破仑战争后，学生人数的增加促进了一场学院建筑的繁荣。1807年动工的唐宁学院是16世纪以来的首座新建筑，也是剑桥的第一所纯希腊复兴风格的学院。但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流行中世纪风格了，尤其是那些老学院，它们的尖拱窗、哥特式尖顶和城齿无一不显示它们的资历。威廉·威尔金斯建造了希腊风格的唐宁学院，现在他为基督圣体学院、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所设计的新哥特式风格又获得了成功。当时著名的建筑师们为哥特风格在剑桥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除威尔金斯外主要是建造圣约翰学院新楼的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和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彭布罗克学院、凯厄斯学院、格顿学院等）。为什么会出现这场哥特式风格的大量涌现呢？建筑史学家戴维·沃特金写道，中世纪风格的流行是欧洲浪漫派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特别英国式的现象”。他认为牛津、剑桥和伦敦的“理性的三角”是哥特式复兴的真正力场。两场天主教革新运动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牛津运动和1839年由大学教师们创建的剑桥卡姆登俱乐部。人们称它为教堂建筑学家俱乐部，它提倡改革礼拜仪式和教堂建筑。他们的理想是复兴14世纪的英国哥特式风格，他们的先知是建筑师皮然。皮然1835年改信天主教，他的耶稣学院礼拜堂是符合经典设计的光辉榜样。皮然写道，这一“信仰的崩溃”导致了他对“古代异教豪华风格”的膜拜—远离古典式装饰，回归哥特式风格！
“说到剑桥，它只能算是个小地方，根本不能和牛津相比”，但牛津人威廉·莫里斯和他的公司还是在剑桥干活了。*1863年由乔治·弗雷德里克·博德利设计，他是第二代哥特式复兴建筑师之一。
在剑桥这样的环境里，每座新建筑都是一个大胆尝试。通过对各种风格的模仿，19世纪没有与传统决裂，而是在适应传统，但都成绩平平。而剑河畔以查尔斯·罗伯特·科克雷尔的老大学图书馆和乔治·巴塞维的菲茨威廉博物馆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杰作要有希望得多，两者都于1837年动工，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那一年。当她执政结束时，剑桥在自然科学方面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发展，这是和众多实验室和研究所的出现分不开的。彭布罗克学院、伊曼纽尔学院和自由学校巷之间的丑陋住房也有牛津风格的奇才T·G·杰克逊的功劳。
赫尔曼·穆特修斯是德国工厂联合会的创立者之一，他属于世纪之交最令人钦佩的英国建筑家之一，其中还包括今天几乎被遗忘了的贝利·斯科特。贝利·斯科特几乎只设计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