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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屋之际，尽管没有顾炎武、傅山、张煌言、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于是，科场案出来了，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取中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
一种说法是，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免浑身颤抖，握不成笔，结果交了白卷。还有一种说法是，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傲气陡起，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一字不写，交了白卷。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给披甲人为奴了，再重一点，就是绞刑了。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纳兰惺惺相惜，伸以援手，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
大学者的“呆气”
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说是弱智。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等，若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平时轻易不出门，出门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于是对车夫说，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车夫说，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说，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来叫金岳霖。
过去，国人看待学者的“呆”，大抵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可笑，常常以嘲讽的态度面对学者们闹出的笑话。孔夫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凄凄惶惶，有人嘲笑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的鼻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后期，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当权者有一段时间作兴考专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据说，由此证实了伟大领袖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论断。
另一种态度是羡慕。因为他们把这种“呆”的表现，当成了有成就学者的象征，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名人逸事。甚至还有人刻意效法，故意制造出一些逸事来，表明自己也属于名学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们忘了，这些大学者的呆事之所以变成了逸事，关键在于他们有成就，而且因为这成就变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没有成就，那么只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谓美，而东施效颦则不仅是丑，而且是呆了。
其实，这些有名的学者，都是平常人，跟我们大家没有太多的区别，可能智商要稍微高点，但也有限。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精神比较集中，总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个或几个点上，也就是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上面。显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一个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投放到某些方面的时候，其他的方面尤其他们所不在乎的日常琐事，心思投放过少，就未免显得“弱智”了。俄国作家高尔基说过，所谓的才能，其实就是一种对事物的爱好。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只是当爱好变得专注，才真的变成才能。那些名学者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方面的学问有兴趣，而且能把这种兴趣固化专注起来。当然，也因为这种专注，牺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我们看学者逸事的时候，哈哈一笑之余，应该有点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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