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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说，“我们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十五世纪——十五世纪末的情况。罗西小姐在她家人的祖国已经对这一阶段作了相当的研究——是——”
“罗马尼亚，”海伦插进来，“不过我在匈牙利长大和上学。”
“啊，是的——您是我们的邻居，”斯托伊切夫教授转向海伦，给了她一个最温和的微笑，“您来自布达佩斯大学？”
“是的，”海伦说。
“也许您知道我的朋友——他叫桑多教授。”
“哦，是的，他是我们历史系的主任，我的好朋友。”
“太好了——很好，”斯托伊切夫教授说，“如果您有机会的话，请向他转达我最热情的问候。”
“我会的，”海伦朝他微笑。
“还有谁呢？我想现在在那里的人我也只认得他了。不过您的名字，教授，很有意思。我认得这个名字。在美国——”他又转向我，再转向海伦。我不安地发现，拉诺夫在紧紧地盯着我们——“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叫罗西。他可能是您的亲戚吧？”
让我吃惊的是，海伦面色绯红。我想，她也许不喜欢公开承认这层关系，或者对这么做一直抱有疑虑，或者她可能发现拉诺夫突然关注起我们的谈话来了。
“是的，”她简短地答道，“他是我父亲，巴塞洛缪·罗西。”
我觉得，斯托伊切夫如果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英国历史学家的女儿自称是罗马尼亚人，而且在匈牙利长大，这会很自然，不过他是否怀有这些疑问，我不得而知。
“是的，就是这个名字。他写的书很好——而且涉猎极广！”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
听到斯托伊切夫了解罗西的研究，而且评价颇高，我松了一口气，“是的，的确如此，”我说，“事实上，罗西教授不仅是海伦的父亲，而且是我的导师。”
“真幸运啊，”斯托伊切夫青筋暴露的手交叠在一起，“您的论文写什么呢？”
“呃，”我开口道。这次轮到我脸红了，“是关于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人。”
“很好呀，”斯托伊切夫说，“那么您是为什么到保加利亚来呢？”
“说来话长，”我说，“罗西小姐和我想研究研究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保加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团体的联系。虽然这偏离了我论文的研究范围，不过我们一直在写有关的文章。实际上，我在布达佩斯大学刚作了一个报告，是关于——土耳其统治下罗马尼亚的地区史。”
我马上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也许拉诺夫不知道我们去过布达佩斯，还有伊斯坦布尔。不过，海伦神色平静，对此我心领神会，“我们期望在保加利亚这里完成我们的研究。我们觉得您或许能帮助我们”。
“当然，”斯托伊切夫耐心地说，“也许你们能确切地告诉我，关于我们国家中世纪的修道院史和朝圣路线，你们对修道院感兴趣，我很高兴，因为那是我们保加利亚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源泉之一。”他重新叠放双手，似乎想知道我们对这些情况有多熟悉。
“是的”，我说。
这不管用。我们也得当着拉诺夫的面谈一点我们搜寻的情况。要是我们叫他离开，他立刻会怀疑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相信，在十五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团体和保加利亚的修道院之间存在着某些值得注意的联系。”
“是的，当然是这样，”斯托伊切夫说，“尤其是征服者穆罕默德将保加利亚教会归属到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之下。当然，在那之前，我们的教会是独立的，我们自己的大主教是维里柯·特诺夫。”对这人的博学和灵敏的耳朵，我顿生感激之情。
“的确如此，”我说，“我们特别感兴趣——我们发现了一封信——就是说，我们最近在伊斯坦布尔待过，我们发现了一封和保加利亚有关的信——一队僧侣从君士坦丁堡去到保加利亚的一座修道院。我们其中的一篇文章就是想追寻他们在保加利亚的踪迹。也许他们去朝圣——我们不太肯定。”
“我懂了，”斯托伊切夫说，“信上标有日期吗？能不能告诉我一点信的内容或者写信人是谁？”
“当然，”我说，“实际上，我们这里有一份复制品。信的原文是斯拉夫语，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僧人为我们翻译过来的。原件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国家档案馆里。也许您想看看这封信。”
斯托伊切夫接过信，我看见他的目光掠过开头几行字，“有意思，”他说，“亲爱的，”他转向他的外甥女，说道，“你能不能给我们拿拉基亚白兰地和一点午餐来？”他分外有礼地朝拉诺夫点点头。
埃莲娜马上笑着站起来，“当然啦，舅舅，”她用优美的英语说道。
我想，这屋子里让人惊讶的东西可是没完没了，“不过希望有人能帮我一把，端上楼来。”
她那双清澈的眼睛最不易察觉地瞟了拉诺夫一眼。他站起来，理了理头发。
“很高兴能帮助这位年轻女士，”他说着，两人一块儿下了楼。拉诺夫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咚咚作响，埃莲娜用保加利亚语在和他聊。
门一关上，斯托伊切夫立刻倾身向前，贪婪而专注地看信。看完后，他抬头看我们，面容一下苍老了十年，但神情紧张，“非同寻常啊，”他低声说道，“这封信让我大吃一惊。”
“是吗——怎么样？”我急切地问道，“您知不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一点，”斯托伊切夫大睁双眼，紧盯着我，“您看，”他又说了一句，“我也有一封奇里尔修士的信。”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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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
我和巴利沿着宽阔的乡村大道去勒班，这条线路我熟悉，勒班的那家旅馆我也记得很清楚，我渴望见到父亲，也许我们很快就可以看见他，想到这里，我就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一个男人打开前台后面的门，他是这家小旅馆的经理，他惊讶地转向我，马上说，这个年轻的小姐来了，她长得真快啊，都长大了，还有她的——朋友？
“表兄，”巴利说。
我问，是否有人知道我父亲在哪里，但没人知道。
我们打开门，父亲的房间宽敞、怡人。突然看到父亲的箱子，房间里到处是我熟悉的他的衣服，他用了很久的刮胡用具和好看的鞋子，我感觉更糟了。前几天在牛津大学詹姆斯教授的房间里才见过这些东西。这种熟悉令我震颤。
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震惊。我父亲生性爱整洁。不管他待在哪个房间或办公室里，那地方都是整洁和细致的典范。
我从未见过父亲的东西这样乱七八糟过：箱子扔在床上，东西掉出一半，显然他在里面翻找过，扯出了一两样东西，地板上掉落了袜子和汗衫，他的轻便帆布外套也扔在床上，看来他也是在匆忙中换了衣服，把脱下的西装堆在箱子旁边。
我突然想到，这或许不是我父亲干的，是有人趁他不在时搜过他的房间。
我又有了另外的想法。他的旅行鞋没有放在箱子里的老地方，鞋里的雪松支架被扔到一边。看来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匆忙的时刻。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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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斯托伊切夫告诉我们，他有一封奇里尔修士的信，海伦和我惊奇地互相对望，“您是什么意思呢？”她终于开了口。
斯托伊切夫激动地用手指敲着图尔古特的复制品。“一九二四年，我的朋友阿塔那斯·安吉洛夫给了我一份手稿，我肯定它描述了这次旅行的另一段行程。我不知道有关这些旅行是否还有另外的资料，等等——”
他站起来，走进其中一个稍小的房间里，他打着手势让我们跟上。他扫视了几个书架，然后伸手去拿一个盒子，从盒子里取出用磨损的绳子捆住的纸板文件夹，回到桌旁，打开文件夹，拿出一份材料。他站在那里，看了足足有一分钟，似乎呆住了，“你们看得出来，这是原稿，签名——”
我们俯下身，那儿，我看到了一个用西里尔字母写下的优美名字，连我都认得出来——奇里尔——日期是六九八五年。
我的胳膊和脖子顿时生出一片鸡皮疙瘩。我看了看海伦，她咬住嘴唇。奇里尔修士那已然褪色的名字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