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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公约，仍然足以在东方构成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由于德国在波兰和法国已经一再获得胜利，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它很不可能敢于向德国发动侵略。假使克里姆林宫的确曾经想乘德国有事于西方的时候，乘机作更进一步的扩张，那么显然它已经丧失了机会，它不应该让德军对盟军赢得如此迅速而决定的胜利。
德军虽在波兰和法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但这却并非说其领袖自从第一次贡比涅之后，就一直都在准备进行一次复仇的战争。与所有敌意的宣传家所说的情形都恰好相反，在1918年到1939年之间，德国总参谋部的政策，事实上绝不是想打一次报复性或侵略性的战争，而只是为了确保德国的安全。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军事领袖们最后却终于容许希特勒操纵了他们，这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了政策的优越地位。尽管他们并不同意这种政策，但除了发动一个政变，就无法推翻它。
希特勒虽然曾经竭尽全力重整军备，但这却并非成功的唯一原因。诚然，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处于无防御的状态，所以重新武装是战争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毫无疑问，德国的军事准备并不充分，陆上不如俄国，空中也不如西方国家。甚至单就部队、坦克、和火炮的数量而言，西方国家也至少能与德国相等，在某些方面还可能较为优越。西线战役的决定因素不是军备，而是德军方面的部队素质较佳，和领导较好。虽然不曾忘记战争中的那些不变的法则，但是自从1918年以来，德国国防军却只学会了一两件新东西而已。
休战之后，陆军总部开始采取步骤使相当数量的师复员，同时有某些步兵师也开始改编为装甲师或摩托化师。
第38军的军部最初移驻萨姆色雷（Samserre）地区，那是在卢瓦尔河的中游，处理某些师的改编工作。我们离开了那个古色古香的堡垒，移到一个较小的别墅中。我们这个新居是一个假古董，一位酒商的私产，到处都显得趣味极为低劣，唯一值得欣赏的就是在小山的顶上可以遥望卢瓦尔河的河谷。
7月19日，所有高级将领都被召往柏林，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开会典礼，希特勒在那里正式宣布西线战役已经结束。同时他为了表示国家对军人的感谢，给予一部分高级军官以荣誉，好像战争已经完全胜利了一样。自然，德国人民是应该感谢军队，但是我们军人却感到这种赏赐在性质与范围上都似乎有一点过度。
希特勒同时任命了一打陆军元帅和一位海军元帅，这种行动毫无疑问足以使这种官阶的威望贬值，过去在德国这是一种极高贵的荣誉。除了威廉二世曾在和平时期任命几位元帅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必须亲冒炮火立下极大的战功才能获得这种尊号。
波兰战役结束时，陆军总司令与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是能够符合这个要求的，但是希特勒却未把他们升任元帅以表示对于陆军的感谢。现在他却一次制造了一打元帅，除了曾经打了两次卓越战役的总司令以外，还包括着三军统帅部的主管在内，他既不是指挥官又不是参谋长。另外还有空军部的副部长，他的组织功绩固不可没，但却决不足以与陆军总司令相提并论。
希特勒最狂妄的行动要算是把戈林升到了陆海两军总司令的头上，任命他为帝国大元帅，并使他成了铁十字章中的大十字级勋章的唯一受领者。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嘉奖的方式似乎是故意贬抑勃劳希契，这也可以明显表现出希特勒对于陆军总部的看法。
这一天我也得知我这个军已经有了新任务。我们应移驻海峡海岸上并准备入侵英国，有3个步兵师交给我们指挥。我们的营区设在列托库特（Le Touquet），是靠近包罗根的海滨胜地，有许多英国人在那里建有美丽的别墅。我们的军部设在一个极豪华的大旅馆内。我和几个机要人员则住在一个小别墅中，那是属于一位法国船主的。虽然主人已经逃走，但是他却留下了他的家务管理人员在那里照料一切。与以后盟军在德国的行为恰好成一个对比，我们德国人在法国并未以主人自居，对于敌人的财产从不敢任意占有。由于我们部队的纪律严明，我们在法国居留的六个月里，从未与平民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我们在海岸上驻防使我们在11月中旬都还有洗海水澡的机会，这对于我的随从人员是一件极愉快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忘记了在英吉利海峡中高低潮位的相差可达26英尺，所以几乎出了危险。这对于渡海攻英的问题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个美丽国家的享受和吸引力，以及在胜利之后的休息，都不曾软化我们的部队——通常这是占领军极难避免的。因为我们需要训练部队执行一个全新的任务，所以大家一点都不敢懈惰。部队每天都在沙丘上演习，那里有许多地方都与想象中的登陆地区相似。等到我们的渡海工具到达之后——改造后的莱茵河和易北河的驳船、小拖船和摩托船等——在风平浪静的天气中，我们就可以和海军一同练习上船和下船的工作。这些船员对于其任务也都不太熟练，不过我们深信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学会。
海狮作战
我想这是适当的位置，容许我在这里对于希特勒的入侵计划和使他放弃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略加评论。
假使希特勒是真正相信在法国被击败他就赢得了这次战争，而征服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他才是错到底了。英国人对于他的招降反应冰冷，证明英国的政府与人民都无法说服。
于是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就要不得已而思其次了。
任何政治家或最高统帅，当战争中突然有全新的情况发生时，就都会要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或者是军事上的挫败，或者是政治方面有意想不到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另外的强国加入了敌方。在这种情况中，他也许将会毫无选择的余地，而必须把现有的“战争计划”完全丢弃掉。同时，大家也许会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资源估计得太高，而对于敌人的则又未免估计得太低，所以才会受挫，或者是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错误。
但是当他的军事作战目标已经完全达到，而且更远超过最初的料想，那么一位国家元帅或最高统帅在研究何为“下一步骤”时，情形就大不相同。当时的德国究竟有没有所谓“战争计划”，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诚然，并无任何的战争是完全依照某一方面的固定计划而发展。但是自从1939年9月起，希特勒即已冒险与英法两国作战，他也就有责任应该事先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可能发展以及应付的方法。非常明显，在对法国的攻势尚未发动之前，甚至在攻势之中，德国的最高统帅部都毫无“战争计划”，以决定一旦所希望的胜利赢得之后，还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自动投降，至于他的军事顾问们，则感觉到应该等候“元首的决定”。
上述的情况是德国缺乏完善军事高层组织的必然后果。当希特勒自兼最高统帅之际，他并不曾建立一个帝国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事实上，在负责作政治决定的国家元首之下，并无一个军事权威当局被授权负责拟定这种全盘战略。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是把最高统帅部当作是一个军事秘书处看待，无论如何，它的负责人凯特尔也是一个最没有能力向希特勒就战略问题提供顾问意见的人。
至于说到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希特勒实际上就完全不准许他们对于大战略发生任何的影响。他们虽然也偶然在私人的谈话中，可以发表对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但是最后希特勒却还是根据其自己的思考来作决定。希特勒是如此的坚持认为只有他有权决定一个政策，除了在挪威的作战中，雷德尔（Raeder）也许曾经作最初的建议以外，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有关全盘战争政策的基本决定，是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位三军首脑的。
因为没有任何机构曾经获得草拟“战争计划”的授权，而最高统帅部则更是如此，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只好听命于“元首的直觉”。像凯特尔和戈林之流，对希特勒一直视为天生圣人，甘愿俯首贴耳。而勃劳希契和雷德尔只好沉默地接受。事实上，所有三军的总参谋部，在它们的内部固然也都进行过对长期政策的研究，但这对大局却是毫无补益的（例如早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雷德尔元帅曾命令海军总参谋部研究在英国海岸上登陆的技术可能性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