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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简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犯，虽说一时局势紧张，其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国改组。
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时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地，大凡个人在科举场中得意即有社会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优秀阶级的地位已有了相当的保障。这一时代地产换主的情形经常有之，反映着社会上的流动性依旧存在。大概一家一户之盛衰与科场之成败互为表里。此外不论做清官或贪官，只要像我们现代人物一样被逼着至死方休地求长进，那么只要做了几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虽然不足以过奢侈的生括，至少也可以舒适地享受清闲了。
明代的文艺
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外阶层，这批优闲人物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所写小说至今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于色情与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地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衍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如果还不算，小说家又在每章段之间以韵文和故事穿插，表现出作者的智慧，超过日常生活的畴范。这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缙绅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讲，教养在先，富庶在后。学术上之精到，文质上之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所以利玛窦（MatteoRicci）于公元1583年来到中国时，他赞美这国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学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为人之常情，尤以暴发户为甚。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布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30至40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
经济制度仍难突破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不可少。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高限度。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南之少数民族更感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口，总多少带有冒险性。可是中外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公元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巳接近15000万，这是历史上的最高点。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公元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州及澳门似从1578年始。
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种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历皇帝）的导师。当万历在公元1572年以9岁登极之日，张居正因皇太后之信托，成为皇帝的保护人。他和宫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没有宰相之名目。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也将自己权势推广至朝臣之监察弹劾部门和文书教育部门，同时亲身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张居正不辞劳瘁，经常以个人之书牍和各地巡抚总督谈论国事中之各种问题，所以各种方针与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当各臣僚建议于御前．而张居正以大学士的资格代皇帝批答时，不过将经过协定的谋略具体化。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的升迁为饵来笼络部属，张居正以这种方法独揽国事达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刚57岁却出人意外的溘然长逝。
张居正具有智谋，精力充沛，也会使用手段，而且经恒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难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个国家，而像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在某些地区，卫所制度无法废止而找到接替的办法，而国家的财政资源则过于分离散漫。
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在他策划之下，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目均严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所有官员都要将任内税收数额如预定的征足，非如此则不能升迁，即已退休的官员也可能召回追究责任。此时刚值倭寇荡平和俺答和议成功之际，这一套部署使明帝国在10年内，国库里存积银1250万两。兹后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军两次被遣往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入侵，作战时两方都犯有战术及战略上的错误，经年胜负未决，只是明军能支持到15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虽无决定性的胜利却已达到战果。造成这结局的一个主要因素，即是支用张居正揽政时代之库存，使军费有了着落。
可是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张居正的筹措虽有限度却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这运动的主持者身故，反对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机卷土重来。而另一批人则认为张逾越了他的权限，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平反，而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