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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了红军新兵近十万人。
1934 年5 月18 日，中革军委发出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号
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9 月4 日，在“大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
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个师，组成了红八
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物资上的准备：
为确保红军“大转移”，后方赶制了弹药、被服，筹集了粮草，赶做草
鞋，准备了大量军用品。
叶季壮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他回忆说：
在长征前几个月当中。。特别是整理了兵工厂，造炸弹（每月5 万个），
翻造子弹（每月达70 万粒），修理迫击炮弹（共三千个）等，保证了第五次
反“围剿”中的弹药及长征前得到比较充分的补充，成了红军有史以来兵工
厂空前的成绩。8 月9 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
完成七万五千余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问红军。9 月
15 日前完成十万双。”
1934 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
近大山里，取回1932 年埋藏在山洞里的一百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
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军事上的准备：
1934 年5 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二十五军突围转移。
8 月，任弼时、王震、肖克、王首道，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
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师。
9 月，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
前奏曲。
同时，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从军事上也着手部署。5 月
17 日中革军委命令，重新划分了江西、福建、粤赣、赣南军区及所属分区，
明确其目前任务分两个方面：一要在敌远方创造、扩大游击区域，开始游击
战争，牵制吸引敌人高度兵力于自己方向
。。二要在敌近后方翼侧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强有力的作战分区。新成立
的赣南军区，由项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及军区司令员，指导党政工作。
舆论上的准备：
1934 年7 月至9 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深入进行了
思想动员。
7 月4 日党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要求提高部队的战
斗情绪及加强部队政治与军事的训练。每一个赤色战士都要深入地了解工农
红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期是更加迫近了。
7 月8 日，博古在瑞金演讲时指出：“目前的阶段中，我们已不能满足
于宣言与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
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
作了相应的决定。”
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 月15 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宣言》，郑重宣称：“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
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
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突出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中央政
府、中革军委命令“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
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8 月1 日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率领受阅红军举
行了抗日宣誓。毛泽东讲话宣称：“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
国红军随时准备随着先遣队出发。”
这些舆论实际上作了红军主力准备离开中央苏区的思想准备。
主力红军大转移，谁去谁留的问题最复杂也最敏感。在“四面楚歌”的
情况下，谁愿意留下来呢？
党的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说了算。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
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
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
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
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
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
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
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
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
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
个人，他们是毛泽罩、周以栗、陈正人、贺
昌。
毛泽罩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
有带他走。以后毛泽罩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罩同志的不幸牺
牲，我长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
的。他是主张打长沙，攻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
沙和大城市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1933 年我到中央苏
区时，他己在养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
工作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
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
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
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
也可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
一定责任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
我可以争一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
曾在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我也是
有责任的。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
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
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
中共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就这样被决定下来。
根据“三人团”的计划，“大转移”安排在10 月底11 月初实行。由于
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
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
月。
蒋介石获悉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突围出中央苏区的情报，是在破
坏中共上海局以后。李德这样回忆：
当时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枪杀或者叛变二者必居
其一的情况下，选择了后一条路，投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供出他们一
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况，导致了白区很多领导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党的组
织被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丢失。
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图，幸好只是一个大体轮
廓，因为具体的细节，特别是突围路线和日期，当时尚未
最后决定，所以也没有告知上海局。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
得到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第一，我在上面已经提到，8、9 月分第
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
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
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在9 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
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