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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几笔草，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非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作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他当落款题到画上吗？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贾老师和吴老师的关系很好。贾老师有一块很珍贵的墨，送给了吴老师，吴老师把他一幅类似粗笔的王石谷的画回赠给贾老师。贾老师把它挂在屋里，我还从他那里借来临摹过。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作学问，更要学作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
吴老师的“内行画”确实非常高明，他能研究透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技法，如王原祁和王石谷的画都是怎样下笔的，他可以当场表演，随便抻过一张纸来，这样画几笔，那样画几笔，画出的山石树木就是王原祁的风格，再那样画几笔，这样画几笔就是王石谷的味道，还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现出其他人的特点与习惯。这等于把画理的基本构成都解剖透了，有点现代科学讲究实证的味道，真不愧“内行”中的“内行”。这不但提高了我用笔技法的能力，而且对日后书画鉴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看得多了，又懂得“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便掌握了诀窍，一看画上的用笔，就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人的风格，符合不符合那个人的习惯。我随吴老师学画，仍从临摹开始。有一回我借来吴老师赠给贾老师的那张画来临，临到最后，房子里的人物安排不下了，只好删去了，我母亲在一旁看到后，一语双关地戏称我临的“丢人”。后来就逐渐有了长进。
第四部分第16节 画界的一个小掌故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权当画界当时的一个小掌故说一说吧。吴老师原有一位弟子，是无锡的周先生，当然就是我的师兄。有一回，有人告诉吴老师地安门的品古斋正在卖一张溥心家藏的沈士充的《桃源图》，吴老师就从品古斋借出来，亲自指导周先生临，临得似像似不像。临完后又把原作还给品古斋，我就和曹七先生（事迹见后）说了这张画的来历，他花了三百元买下来。他的太太会画画，曾得到吴谷祥的指导，后来年岁大了，就不怎么画了。曹七先生跟我说“你也临一张，算是我太太临的。”于是我就临了一张题上他太太的名字，现在也不知这张画的下落。后来我又在绢上临了一张，拿去给吴老师看，他很高兴，夸奖我“画的好，是塌下心画出来的。”后来徐燕荪要办一个画展，准备把我这张和周师兄那张都拿去参展，并把我的摆在前面。这下吴老师不高兴了，甚至和徐先生吵了起来。我虽然很愿意把我排在前边，但一想师兄比我大五岁，又是先和吴老师学画，便和徐先生说：“还是把周先生的放在前面吧，这里面有吴老师的指导。”这件风波才就此平息。这幅画我现在还保留着。从这件事我明白，作为老师，他当然会看重亲自指导过的作品，但对真正下过工夫的人，他心里也是有数的。我的这位师兄最初善画芦塘，他自称“别人都管我叫周芦塘”，后来又画葡萄，有一张还作为礼品赠给美国总统，于是他又自称“他们都管我叫周葡萄。”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上和大家开玩笑说：“他画芦塘、葡萄，说人家管他叫周芦塘、周葡萄，以后我专画山药，你们就叫别人管我叫‘启山药’好了。”听得人无不大笑。他九十岁时，家人要为他办个画展，他夫人来找我，我写了四首诗，后来还收到我的诗词集中，但在展览会上并没拿出来，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刺”，因为他们可能感觉到在他声名高了之后，其他几个师兄弟可能对他有些不满，也不愿和他多往来，觉得他有点看不起吴老师，以至和吴老师的关系闹僵。其实我的诗都是称赞他的，并坚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和吴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正如其二所说：
弱冠从师受艺初，耕烟（王石谷）名迹几番摹。灵怀（吴镜汀）法乳通今古，壮岁芦塘似六如（唐寅）。
后记后记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想协助启先生整理一本类似自传性质的书，但出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启先生自己感到为难的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及早实现。但我一直不甘心作罢。后来更多的人也有类似的呼吁，以至政协、文史馆、北师大等有关部门都很关心这件事。因为大家都深知这是一份宝贵的财产，启先生一生的经历并不是一个“个体”的经历，它折射了现当代很多历史的痕迹；如果推及他的家族，还能再现晚清以至近现代的很多片段，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启先生又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他是当代公认的文化名人、国学大师，就总体成就而言，绝不是随便就能出现的人才，如能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哪怕挂一漏万也是弥足珍贵的。
后来，有感于大家的殷切希望，启先生在九十一岁高龄的时候，改变了初衷，可惜此时目疾严重，体弱多病，已不能亲自执笔，他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口述了他的经历。
听到他讲述家族从盛清到晚清以至民国的经历，我们会深感到清朝的兴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的轨迹可以从一个皇族的家史中得到生动地展现，很多原来只是一些概念性的认识，现在有了重要的实证，更何况还补充了史书上很多缺载的东西，这对了解清史和民国史很有帮助。
听他讲述自己出生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