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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工作委员会，在那里展开了抗日宣传、武装农牧民和争取上层分子的工作。不久，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组织了一支蒙族抗日游击队。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的侵略日益加紧。自从“内蒙古自治政府”演变为“蒙族政务委员会”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强了对它的控制；而德王也更加投靠日本，“蒙政会”的驻地百灵庙即设有日本的特务机关。1936年1月，日本派大批顾问前往百灵庙，这样就揭穿了“内蒙古自治”的伪装，激起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敌热情。于是在共产党员乌兰夫等人的领导下，在日本顾问到达百灵庙的前夕，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百灵庙起义。
自察北抗日战役后，乌兰夫等人即转入德王的守备队中进行抗日活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和民族平等的正义主张，深深地感动了守备队的官兵和“蒙政会”的许多青年。当德王背叛祖国和分裂民族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的时候，他们的抗日情绪也日益高涨。1月26日，守备队官兵2000余人，在乌兰夫等人的领导下，分四路举行武装起义。一路抵抗日伪军；一路打开伪保安处的监狱，释放政治犯；一路捣毁伪自治机关；一路打开银柜，焚烧帐目和抄没逆款。各路起义军胜利完成任务后，想一齐奔赴陕北与红军汇合，但他们还没有摆脱敌人的追击，就被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由于全国人民的声援，国民党才没有消灭他们，被迫将他们改编为蒙旗独立旅。
百灵庙起义振奋了内蒙古广大人民抗日的精神，打击了内蒙古上层阶级中为虎作伥的卖国分子。由于这次起义，迫使德王集团把他们的驻地迁往察北的化德（嘉卜寺）。1936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组织了以李守信、王英为首的伪“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卫军”。至此，德王集团便公开投敌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鹰犬。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按着日寇的意图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为日本法西斯搜罗炮灰。这项工作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亲自主持进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际工作。当时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以及在锡、察两盟各旗征到的士兵，重新编为2个军，下辖8个师、1个警卫师、1个炮兵团、1个宪兵队。第一军军长李守信，负责统率第一、二、三、四师和1个直属炮兵团。第二军军长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兼任，负责统率第五、六、七、八师、警卫师和宪兵队。全部都是骑兵，总兵力约达1万余人。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特在苏尼特右旗东营盘成立蒙古军官学校，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兼任校长，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青年，进行训练。
为了考验部队的训练成果，是年9月间，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由德王检阅分列式。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也前来参加。德穆楚克栋鲁普望着“浩浩荡荡的人马”简直飘飘然了。他想：“今天凭着日本的力量，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如再扩而充之，岂不可以称雄一方？”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根据关东军参谋部的建议，同伪满洲国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金永昌为驻满代表，双方开始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同时，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发行伪满币，从此双方也发生了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伪蒙古军政府还与伪冀东自治政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德王又从冀东伪组织弄到协款100万元，作为伪蒙古军政府的经费。
待伪蒙古军政府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伪蒙古军就作为日本关东军进行侵略的一只“卒子”，大打出手。1936年8月间，德化日本特务机关长换了田中隆吉，他奉关东军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等人的指示，策划伪蒙古军进犯绥远。他对德王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他指使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伪蒙古军督后，作第二梯队。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了早日占领绥远、实现建立“大蒙古国”的野心，积极赞同进攻绥远的计划。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上绥远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田中隆吉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德穆楚克栋鲁普命令李守信率领第一军驻南壕堑，作为第二线的支援，把第五、六、八、九师布置在尚义、德化一带，防守后方。这样部署就绪之后，德王就以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于11月5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首先指责绥远省当局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五县收税；“越权干涉”西公旗事件，“煽惑”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叛乱”；在百灵庙以南修筑作战工事等。继则提出：一、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二、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四、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五、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遣反处分等项要求。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旋于8日复电，逐项予以驳斥。于是，一场对绥远的罪恶进攻就这样开始了。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而德王和王英则是他手中的工具。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的心理发动这次进攻的。他认为上有日本飞机助威，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一威吓，绥远军队就可能撤退了；大则可以垂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夺取陕甘宁；小则也可扩大占领区域而壮声威。不料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绥远军民奋力抗战，英勇打击敌人，使日伪的进攻遭到可耻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对8月嗾使伪军攻绥的失败仍不甘心。至11月间，日本又嗾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配合日军再度向绥东进攻，企图攻下绥远，进窥甘肃、宁夏，把伪蒙的领土扩大，成立“蒙古大元帝国”。于是绥远军民再次奋起，与日伪军在红格尔图进行更大规模的激战，把日伪军再次击溃，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在这一战役中，伪军王英部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率众反正。他们在行动之前，杀死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击毙李守信伪军数百人。他们的反正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绥远抗战的胜利消息，严重挫伤了东条英机的侵略气焰，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农大众到兵学商，都一致奋起声援，连在狱的犯人，也以绝食的办法集资捐献，形成了1936年冬季的援绥热潮。
在全国援绥抗日声中，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7万多工人，先后举行了波澜壮阔的大罢工。他们把抗日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以达到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出全国性的抗日时机即将成熟，抗日的大风暴就要来临，抗日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将被冲破。
第一部分 武士世家第9节 大举侵华（1）
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四省以后，暂时改变了一下侵略中国的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以攫取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主权；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植亲日派进行拼凑伪组织的活动，嗾使汉奸殷汝耕和德王先后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政府”，以便把这些地区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中。
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走向“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东条英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认为尽早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最为上策”。他在1937年6月9日，作为关东军参谋长，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