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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继陶对蔡智诚说：“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把毛笔放下、伸懒腰去了，再想批条子，门都没有。
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
“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远征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
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
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客车的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
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
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
这位“杨三”原先是蔡老大蔡智明的马弁，42年因伤回到后方。养病的时候，杨三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伤愈之后就进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再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一定要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
“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捆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
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连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看得起我的技术，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
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
只见车厢堆成了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的绑满了人。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
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难怪这么客气。
（王光炜是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王光炜有个哥哥叫王光樾，黄埔三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说一说）
王光樾从小就特别聪明，是个语言天才，在遵义念书的时候年年英语考第一，可以和洋神甫谈论《圣经》的原文。按道理这种人应该去读外国语学院才对，可他偏偏要去考黄埔。到了军校，又迷上了俄语，开口苏沃洛夫、闭口库图佐夫，没过多久就能和苏联顾问聊天了，蒋校长一看，人才啊！于是就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陪蒋太子读书。
到了苏联，王光樾继续发挥天才优势，开始自学德文，结果居然能看懂原版的《资本论》，评论起马克思主义头头是道。更绝的是，他写外国字、用的却是毛笔，一行行清秀的铁线文就连洋人见了都觉得稀奇，弄得各个班级办墙报都来找他帮忙。他英文、德文、俄罗斯文都会，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交流，文的武的都懂，样样都能来一套，真是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国内的蒋介石校长对他十分满意，委托严重总队长奖励给他100卢布和一块金表。
27年，王光樾奉召回国。这时候国共两党已经闹翻，双方正杀得眼红，王光樾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坐在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上左右为难。船近黄埔港，突然，他把随身的行李扔进了海里（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装了些什么），然后就和几个俄国水手打起架来。打着打着就被打昏了，醒来以后直喊头疼，没过几天，他就疯了。
这一疯就疯得很彻底，不仅先前学的外国话全部忘光，就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蒋介石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他，王同学张着嘴：“嗬嗬嗬，喔喔喔……”。蒋校长不知所云，只好留了几百块大洋、又在他的衣兜里塞了张字条：“王光樾同志，我来看你，你不说话。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安静养病”
校长大人带了头，其他师生只好跟着学，都来给王光樾送钱、塞字条。王同学一视同仁：“嗬嗬嗬，喔喔喔……”
从27年到49年，王疯子住遍了广州、南京、重庆、上海的各大医院，反正中央军校的薪金册上有他的固定开支，他可以衣食无忧、轻松自在。据说，他平时和小护士还是有说有笑的，可一遇到正经人就变成“嗬嗬嗬”了，谁也拿他没办法。
解放后，王光樾被丢在了大陆，这下子，轮到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同学去看望他了。结果见了面，老王还是“嗬嗬嗬，喔喔喔”……无奈，只好再写字条：王光樾同志，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继续养病吧……
于是继续养病，最后在遵义老家寿终正寝。身后留下两个谜：其一，27年的时候，他扔进海里的行李中到底装了些什么？其二，王光樾这家伙到底是个疯子还是个天才？
好了，书归正传，接着讲王光炜。
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调到远征军第八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立刻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
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
幸亏王光炜上校十分支持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告诉小蔡，远征军里其实并没有“青年远征军”，青年军这时尚处于组建阶段，招录的大中专学生要先经过“三青团”的审查，如果稀哩糊涂的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过，他建议蔡智诚先跟他到103师入伍，再由第八军推荐去青年军，他还说，到时候，无论是扎佐（贵阳郊区）的205师、还是昆明的207师，想进哪支部队都可以——这可把蔡智诚乐坏了，于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参军再说。
王光炜当了好几年的“补充团”团长，吃尽了招兵的苦头，现在突然遇到一个自愿入伍的冤大头，不由得十分开心，连连称赞“年青学生有觉悟”，谈话的兴致也就格外的高。
在路上，蔡智诚向王上校坦陈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看法，也解释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王光炜却不置可否，他给蔡新兵算了一笔帐：
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五十一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五万。抗战几年来，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四万三，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可现在，“师管区”和“军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却提高到每个月一千，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
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反正遇见合适的就拉来。
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青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