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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装备不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响了方向操纵。快落地的时候，蔡智诚才发现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坏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落进水塘里呀！浑身上下这么多东西，掉进水里就直接沉底了，绝对爬不上来的……”（一周后的“广东开平空降”，伞兵一队的士兵就掉进鱼塘里淹死了一个）
还好，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蔡智诚落在一块田埂上，他紧跑几步解开了伞包——伞降成功！
但是，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稻田里覆盖着好多张降落伞，一个个人形的怪物在伞布底下拱来拱去，就是钻不出来，有个家伙急得大嚷大叫：“来人呐！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赶紧去“救他的命”。
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国英，他是个回民，平时最爱干净的，一天要洗十几次手，活象个外科大夫。可现在，这小子的模样却凄惨极了，浑身上下全是烂泥，脖子上还粘着一只小动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有毒么？”海国英龇牙咧嘴地问。
“是蚂蝗，吸血的”
海国英的脸都吓白了——也难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没有这个歹毒的玩意。
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来了，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降落伞。
以前，伞兵队的降落伞都由“摺伞兵”负责管理，跳伞兵只管跳、不管收拾。于是，战场上的伞兵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降落伞，顿时弄不清该怎么办了。
有人提议：“走吧走吧，不管了”
别人不管还可以，但蔡智诚是技术上士，对武器装备负有责任，他不管可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田埂上走来了几个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们商量：“朋友，帮我们收拾这些降落伞，国军付钱给你们，行不行？”
那几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应了。蔡智诚又问：“朋友，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洪市”
“什么洪市？哪个省呀？”
“湖南省衡阳县”
嗨！原来是跑到湖南来了。
这时候，天上的运输机和战斗机全都没有了踪影，只留下一些红色的、黄色的降落伞继续在空中飘荡。按伞兵的规矩，士兵的降落伞是蓝底绿条纹，军官的是白色，这些红色、黄色的降落伞携带的都是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
这么多武器装备，该怎么收拾？收拾以后又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部队的长官，弄清楚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放眼眺望，远处树起了一面白色的召集旗，大家连忙朝那里奔去。
（说句题外话。萨苏曾经讲过，松山的日军曾经看见占领阵地之后的国军挥舞着一面“白旗”。萨老大对此挺纳闷的：打了胜仗还举白旗干什么？
以马甲所知，当时的远征军，召集部队的指示旗就是白色的，那代表军官所处的位置——国军的这个规矩不晓得是从哪里学来的，确实比较古怪）
“召集旗”跟前站着分队长周之江上尉，传令兵潘崇德正在旁边组装那台步话机。这小子不但没有“象秤砣一样”的摔死，而且身上连一点儿泥水也没粘上，真是够有本事的。
举手敬礼报到：“报告队长，上士蔡智诚归队！”
周队长点点头，又接着东张西望。过了一会，他悄悄问蔡上士：“你在路上看见队部的人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
“嗯，他们好象是飞回去了……”，停了停，周之江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湖南衡阳——怎么？你不知道？”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周队长显得气急败坏。
蔡智诚不禁愣住了——天呐！那么，现在有谁知道，我们坐着飞机跑到湖南的这片稻田里来，到底是为了干什么？
看了“蒲公英（十一）”，好些朋友认为伞兵们是在搞演习。这不奇怪，因为网络上有记载，“伞兵空降洪罗庙”的时间应该是在45年的7月下旬——这个记录出自衡阳文史资料，而且基本上都源于李延平老人的口述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李延平是当年的参战伞兵，他的记忆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但他的口述与马甲之所闻在细节上却存在着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比如空降时间（这个稍后可以解释）、比如伞兵的编制（李老人说鸿翔部队下设一个跳伞中队、四个机降中队）、比如美军的作用（李老人说美国兵是直接加入鸿翔部队、与中国军人混编的）、比如赫斯和姜键的军衔（李老人说他俩是上校），另外，李延平老人还说他在台元寺生擒了日军师团长三木郎少将，而马甲我无法确认这个战果。
我尊重李延平老先生的意见，但我还是决定照着自己的思路写下去。李老人的文章是血雨腥风的亲身经历，马甲我的文字是道听途说的姑妄言之，我和他老人家各置一辞，大伙马马虎虎地看着，信与不信都没有关系，权当做消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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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本来并不属于第二伞兵队。
早在45年5月份，突击总队就拟定了一个“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当时有情报显示，驻海南岛的日军航空队正陆续向大陆方向转场，广东的罗定（有一些资料误写为“罗店”了）是他们主要的中转途径，并且，这个机场也是日军飞机支援广西战场的重要基地。为此，突击总队决定，由美军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亲自带队、率领第一伞兵队（队长井庆爽）对罗定机场进行突袭，破坏敌机场设施、摧毁其作战能力。
第一伞兵队是陆军突击总队中最先完成科目考核的队伍，他们有机会进行比较充分的针对性训练，担任“首发”任务也就理所当然（所以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人认为“广东空降”在“湖南空降”之前）。
但是，战场局势变幻莫测，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的节拍。
就在第一大队紧锣密鼓地实施准备工作的时候，1945年5月下旬，“雪峰山会战”进入了最后的“决胜阶段”。国军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与日军第二十军主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第74军（施中诚部）、100军（李天霞部）牢固地控制了武冈、新化、安化三个战略支撑点，5月底，从第六战区调来的第十八军（胡琏部）自辰溪一线展开反攻，6月5日，从云南赶来的新六军（廖耀湘部）也陆续投入战斗，至此，国军的“五大主力”有三支聚集在湘西，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这时候，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战斗机正在战场上空轮番出击、忙得不可开交，而运输机部队却显得十分清闲——他们把新六军从昆明送到湖南芷江以后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6月6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他的司令部在昆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就是帮着杜聿明说情、给伞兵提供装备的那个人）离开昆明前往湖南安江的前线指挥部。这两位司令是能够支使中国伞兵和美国空军的人物，临行之前，他们要求“陆军突击总队”派遣部分兵力配合雪峰山战场的决战，但具体应该打哪里、或者怎么打，却没有做明确的指示。
由于第一伞兵队正在准备实施“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前往湘西参战的任务就只能交给第二伞兵队来承担了——于是，“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终于鬼使神差地落到了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的头上。
前面讲过，到1945年的6月，除了第一伞兵队，陆军突击总队的其他伞兵（包括第二队）都没有进行过实战演练。但事已至此，必须立刻派遣一支部队投入战场——其实，雪峰山战役这时候已进入了尾声，从某种角度而言，伞兵参战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战术价值。
第五集团军和美军顾问团并没有和第二伞兵队打招呼，当天就确定了作战方案。他们把伞兵的空降地点选定在湖南衡阳的洪罗庙。
洪罗庙位于衡阳市西北约50公里，它并不是一座“庙”，行政地名应该叫“洪市镇”（高歌“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烈士就是洪市人）。在当时，衡阳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这个洪市镇就成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所在地，因此，这里可以算是国军在敌后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之所以选择洪罗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