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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1945年4月底,207师机炮训练大队的少尉见习教员蔡智诚,终于正式加入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成为了一名国军伞兵技术上士。
从207师参加鸿翔部队的士兵很多,主动降衔的人物也不止一个。但蔡智诚却是207师最后一个报到的,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来自学兵训练大队的学生兵。
蔡智诚参加“鸿翔部队”的时候,陆军突击总队已经组建一个多月了。
说来有趣,美国人原以为第五军的伞兵不会有多少人马,顶多不过是一支侦察部队,因此认为从第十四航空队随便弄点装备就足够打发了。谁知道杜聿明的胃口居然那么大,翻开花名册一看,林林总总将近四千人!这么大规模的队伍,陈纳德的航空队哪里应付得下来。
魏德迈总参谋长吃了个哑巴亏,答应过的事情又不好反悔,郁闷了半天,最后只得派飞机空运物资,把原本为印度军队预备的空降装备先送给中国伞兵——不过,从这以后,魏德迈将军再和中国军方打交道,凡事就都要签个备忘录、先把细节讲清楚,这也算“吃一堑,长一智”吧。
话又说回来,美国人的装备也不白给。他们派遣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顾问团”,团长是考克斯中校,美方顾问不仅要负责中国伞兵的训练和考核,就连部队的作战调遣也要参与指挥,所以,这支陆军突击总队实际上是由杜聿明和美军司令部共同领导的。
伞兵的训练方式果然和普通步兵大不相同。
蔡智诚属于突击总队的“第四期补充兵”,训练营设在昆明东南的宜良机场。报到当天,军需部就送来一大堆长枪短枪,有阻击步枪、冲锋枪、卡宾枪,还有四五式手枪和勃郎宁轻机枪。负责训练的美军顾问是个大胖子上尉,他并不组织新兵射击,而是一人发给一张雨布,铺在地上让大家练习拆卸,把这些枪支拆了装、装了拆,足足折腾了一整天。
第二天上射击场,刚加入伞兵的这些“新兵”其实都是老兵了,本以为实弹射击没有什么稀奇,可到了现场才知道,美军的训练要求和国军的《步兵操典》根本不一样。就拿射击姿势来说,美军顾问特别强调步枪背带的使用,卧姿、跪姿用“套背带”(lopp sling),站姿用“挽背带”(hasty sling),射击完毕之后还要清洗枪具。而国军部队里决不会允许把枪背带弄来弄去,更不允许用肥皂水擦洗枪支零件——在当时,《步兵操典》被奉为国军的金科玉律,也只有这些美国人敢于打破规矩、另搞一套。
令蔡智诚印象最深的,是美军顾问十分重视训练安全。实弹射击的时候,每个射手身后都有检查员,反复核查操作程序。在打靶场练了好些天,用各种枪支从50码、100码、打到200码,弹壳堆成了小山,接着又练投弹、练爆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和103师的新兵营简直有天壤之别。
不过,美国佬也有出事的时候。
蔡智诚刚到宜良基地没几天,训练营里就发生一件大事——负责指导汽车驾驶的美军教官(一个中士)伙同翻译和油库看守,把十几桶汽油拉出去卖了。
在当时,后勤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盗卖军需油料属于严重的犯罪。中国军方侦破此案后,决定枪毙翻译和油库看守,没有处罚美国兵。可美军司令部却认为那个翻译是美军顾问团聘请的人员(西南联大的教员,不是军人),应该由美方审判,又把翻译从刑场上救了下来。结果,根据美国人的调查,盗卖汽油的主谋应该是教官和看守,于是就把那个美军中士判了死刑,却把中国翻译给释放了。
那时候,美国军人的事情只有美军自己可以管,中国方面无权干涉。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醉薰薰的美国兵,摇摇晃晃、嘻嘻哈哈、疯疯癫癫,根本不把中国军警放在眼里。可他们也有害怕的人,那就是美国宪兵。
宪兵系着白腰带、手拿短军棍,钢盔上写着“MP”。他们发现酗酒的士兵,就在路边画个圆圈,让醉汉在圈子里罚站。宪兵写个小纸条,注明处罚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贴在违规士兵的军服上,然后就走了,那醉汉站在圆圈里东摇西晃、一个劲地看手表,却始终不敢离开,老百姓在周围喊“哈罗”、喊“OK”,他也懒得答应,一副沮丧的模样,真是又可怜又好玩。
美国的宪兵威风,中国的宪兵就差劲多了。蔡智诚所在的“第四期补充兵”就是从宪兵三团和十三团招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这些人都没有打过仗,突击总队也没打算让他们上火线,准备把他们训练成“摺伞兵”、补充到后勤单位。
5月10日,总队训练处主任李宜年(朝鲜人,黄埔生,47年回国后被刺杀)到宜良基地视察新兵。“第四期补充兵”列队接受长官的检阅。
李上校走过蔡智诚面前的时候,发现了小蔡胸口上的“云麾”勋标,就问:“你在哪里得的勋章?”
“报告长官,在松山”
“松山?你不是宪兵么?”
“报告长官,我不是宪兵。原先在103师,后来在207师”
“噢……”,李宜年点点头。
于是,检阅之后,蔡智诚就离开了宜良机场,转到巫家坝机场接受跳伞训练。
在昆明,陆军突击总队有三个训练场,“第四期补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础训练营,“岗头村基地”是战术训练营,巫家坝是伞兵营地。当时,“一期兵”已经能上天了,“二期兵”属于机降部队、在岗头村训练,蔡智诚到了巫家坝,就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练习跳伞动作。
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仓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仓,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
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象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过了关。
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 go 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
“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
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45年5月30号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
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
飞机升空,先转悠两圈,让大家放松情绪。
黄灯亮是准备跳伞,伞兵起立检查挂钩和伞具,绿灯一亮就开跳。这时候,有人顶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教官是不能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