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鸿生号称上海滩的“企业大王”（解放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经营的产业涉及火柴、水泥、纺织、煤炭、发电等各个领域，他名义上挂着国民政府的公职，兼着“中纺公司”和“招商局”的董事头衔，自己也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企业，叫做“章华毛纺厂”（今上海章华毛纺织公司）。与孙越崎、简贯三、顾毓瑔等人不同，刘老板的厂子是自家的，口头喊一喊“救国救民”还可以，真的拿老本出来搞“共产”就未免觉得肉疼，所以他不可能象几位部长次长那么慷慨豪迈，总要想办法把资产转移走了才觉得放心。
对于转移资产，刘鸿生很有心得。他的钱多、厂多、子女也多，有十几个孩子可供差遣，调度起来游刃有余。抗战的时候，老刘就把财产和子女一分为三，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重庆，“共荣”的“共荣”、抗日的抗日，直线曲线双救国，两边都不耽误。淮海战役之后，他照样依葫芦画瓢，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台湾，岸上水里全有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做大买卖的人都有未雨绸缪的本事，刘鸿生也是如此。抗战之前，刘家就有留美的、留英的、留日的，遇到哪国的鬼子都有办法应付，到现在这时候，刘家除了有国民党的官，还有共产党的干部——侄女嫁了新四军，儿子是个地下党（刘家老六刘念悌，又名刘公诚，1938年在父亲的帮助下送药品去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重庆和上海等地开展工作，解放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但即便是这样，刘老板的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觉得应该把动产都转移走，于是就让章华毛纺厂的总经理程年彭（此人是个很有名的企管专家，后定居香港）来找蔡智诚。
按照程年彭的说法，章华厂库存有二十几万码精纺呢绒（薄哔叽），打包起来将近一万匹，刘鸿生愿意把这些东西运往台湾，但问题在于共产党事先打过招呼，工人护厂队又看守得很严，厂方自己不方便出面，需要蔡联络员带人“硬抢”才行。
老板既然点了头，搬运物资就是小菜一碟，这事情难不倒蔡智诚。章华毛纺厂的位置在埔东区的杨家渡，那里是37军202师（王大均部）的防区。202师属于“青年军”序列，37军军长罗泽辏б彩翘酉档拿派凳前镉峒居萸蓝鳎⒙砼沙隽艘桓鐾牛ǔ嫡匠祷厍梗较戮桶巡挚飧诳樟恕！ �
虽然没弄到花纱布，有“哔叽呢”充数也很不错。但问题是这些呢绒料子堆在码头上就如同在马路边上放着一大捆美钞，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拣走了，必须赶紧装船起运才行。
照规矩，所有“撤台物资”的运费都由政府来承担，付款的办法是先由公务部门出具证明，等到下一个财政季度再作结算。可事到如今，天晓得国民政府还能够支撑多长时间，到底有没有下一次财政结算谁也不知道，所以私营的航运公司一律拒绝白条，而国营的航运公司不是借口没有船只就是推脱没有船员，想弄到货运舱位比登天还难。
蔡智诚上窜下跳也找不出门路，只好去求邱秉敏。邱秉敏是中纺公司运输处的副处长，人家不仅很痛快地把这件“苦差事”承揽了下来，并且还吩咐小蔡啥也不用管、安心在屋里睡大觉。结果没过两天，事情办成了，邱副处长拿着两根“大条子”回来分红，小蔡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忙讨教这其中的秘诀。
老邱启发道：“你想想，这批毛呢料子的财产权是属于谁的？”
“当然属于章华厂，我只是帮他们运到台湾去”
“那就对了。东西是刘家的，丢在码头上，刘家最关心。先前有你在外面使劲忙活，人家犯不着出头，等看见你突然撒手不管了，他们自然也就着了急。于是乎，我逼着刘鸿生自己掏钱付运费，船东还必须由我来挑选，他们怎敢不听从？”
蔡联络员这才恍然大悟，心说：发财的门道真是随处都有啊。
滞留上海的这段时间，蔡智诚和邱秉敏同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宝康里”，因为人少，所以就合在一起搭伙。虽说是搭伙过日子，其实就跟住旅馆差不多，两家合租三间屋室，每月一百五十块大洋，一间共用、两间当作各自的卧房。邱秉敏是个好吃美食的广东人，却娶了个不懂家务的德国老婆，而蔡智诚的“蛋蛋”同样也是啥都不会，所以两家的一日三餐全要依靠饭馆，清洁卫生工作也统统交给了女佣。
在那些天里，蔡智诚享受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家庭生活。他每天跟着邱家夫妇下饭馆，不是在大来饭店啃德国猪蹄、就是在杏花楼上吃广东烧鸡，然后就陪着老婆去逛“世界花园”。上海的高楼实在是多，里面设有这个“世界”那个“花园”，蔡家的“蛋蛋”爬过了七层的先施大厦又去爬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站在了望台上大呼小叫：“哎呀哎呀哎呀呀，街上的行人象蚂蚁！”
那时候，上海的居民确实就象是蚂蚁一样。三大战役期间，大批的人流从北方各地涌进上海，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暴增了好几倍。流亡者的身份各异，有官有兵、有富有穷、有商人也有农民；各自境况也不同，有的阍阍噩噩随遇而安，有的咬牙切齿等待复仇，有的上下钻营谋求东山再起，有的心灰意冷准备借道跑路……然而，更多的则是被战争的浪潮席卷而来的难民，他们倾家荡产、囊中空空、妻离子散、无所适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走投无路的北方人，手里举着过去的嘉奖令、胸前挂着求助的哀告牌；车站码头贴满了“寻父”、“寻夫”、“寻子”的纸条，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某人，某年某月在某部队从军，某时某刻在某地方失踪，有知悉者请告知下落”……
在这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惶恐无助的人群，他们有的在求一份果腹的饭食、有的在找一片栖身的场所。那时候，上海市的“违规建筑”已经密集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可住房依然是供不应求。“宝康里”原本是一处中西合璧、两层楼高的石库门，现在却已经不知道变成了什么结构——房顶加了又加、楼面扩了又扩，天井和客堂全都改成了卧室，甚至连楼梯上也架起了床铺，蔡智诚进出房门的时候都要在别人的被褥或者马桶之间穿行，就象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演的一样。
但无论如何，能在房檐底下拥有一块栖身的床板都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有许多的“Empty cents”（瘪三）不得不露宿街头。虽然地处南方，但一月的上海依然十分寒冷，身无分文的人们被冻得受不了，只好在夜里故意打架，用违犯“戒严法”的方式让警察把自己关起来。男人可以在牢房里躲避凛冽的寒风，女人和儿童就无计可施。霞飞路上有座法国人办的育婴堂，接受弃儿的大抽屉（那抽屉是装在墙上的，在外面一拉抽斗就露出来、再一推抽斗就进屋里了）每天都放满了婴儿，到最后连墙脚下都摆着孩子。
弃儿太多了，育婴堂应付不过来，修女们只好出告示招募奶妈，并且呼吁有善心的教徒们主动帮忙。蔡智诚的妻子也跑去当志愿者，忙活了一天还十分兴奋，回来说是有几十个人做了义务保姆、另有一百多人应聘奶妈。
“怎么会有那么多奶妈？”蔡智诚觉得很纳闷。
“傻瓜，那些人其实就是弃婴的母亲，把孩子丢掉了又舍不得，所以再来育婴堂当奶妈。这样虽然孩子不属于自己了，但至少不至于死在街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给你说，育婴堂里有好几百个婴儿，每天换四次尿片，那布条子挂得铺天盖地，啊呀，比万国旗还要复杂！”
“你又不会做家务，能在那里能洗尿片么？”蔡智诚十分怀疑妻子当保姆的本领。
“我才不做那种事，我请了一个苏州娘姨，一天给她一块钱”
“哈！这种事要自己动手才有诚心，请人帮忙，功德减半”
“……”，陈丽君顿时若有所悟。第二天一早，她就带上两位娘姨出发了。
一月份的最后一天，解放军接管了北平。
共产党并没有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把“头等战犯”傅作义抓起来法办，而是态度客气的礼遇有加，这就给了其他战犯们极大的希望。南京上海纷纷传言：“美国人和苏联人出面说话了，共产党收敛多了！”，“老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