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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在打闹、博弈、冲撞中锻炼
每次去香山，一定要爬上鬼见愁（顶峰），那会山顶上光光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先找背风的地方把带的饭吃了，一般是馒头夹咸菜，好点就夹豆制品，最好的夹香肠。吃完就躺下，撸起裤腿挽起袖子晒太阳。听说太阳有营养，晒１５分钟等于吃一个鸡蛋，于是一边午睡一边捎带着补充几个鸡蛋。那天正睡得迷迷糊糊听见人声，翻身往山下一看，有一男一女，又跑又喊又乐。太好了，赶紧找石头扔下去。那男女站住了，使劲挥手，拼命喊：“下边有人！别扔石头！”我们一听士气高涨，石头扔的更快，一边也喊：“打的就是你！”从这儿开始，我们又有了新玩法：专砸一男一女谈恋爱的。那会儿谈恋爱是不光彩的，尤其到公园里手拉手肩并肩，不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协调，还有耍流氓的嫌疑。冲他们扔几块石头简直是理直气壮。不过当面扔有一定风险，那男的一般都比我们个高块足，大着好几岁呢，又有个女的在旁边鼓劲，需要提防那男的跟我们玩命。所以只宜偷袭不宜强攻，发现了目标，从后面悄悄摸上去，到了攻击距离一二三土坷垃出手，转身就跑。
动物打过了，房子砸过了，流氓也教训了，插队以前还干点什么？我说应该弄只鸡吃吃，龙建立刻埋怨我，说这么好的主意怎么不早说呢。于是立刻出发去找宝全，走到半路龙建提出个问题：多个人扔石头多份力量，可要多个人吃鸡呢？我立刻明白了，还是两个人干。那会儿北京城里养鸡的太多了，住平房的养，住楼房的也养。百万庄那一片楼，到处能见着鸡散步。可没想到鸡也挺有心眼，没事的时候，你就从它身边走过它也不动，可刚一打它的主意，它怎么就知道了呢？不容走近撒腿就逃。一个多小时过去，我俩服了，见着腿长身子苗条的鸡，理都不理了，反正累死也抓不着。就在我们准备找宝全入伙时，意外的抓到一只短腿、肥胖、跑不动的黑母鸡。
我俩美滋滋的来了个一鸡三吃。黄乎乎的肥油烙鸡油饼，煮熟的鸡撕巴撕巴来了个蒜泥白肉，一锅鸡骨头鸡汤下了面条。一只鸡吃了两顿。龙建很佩服他自己的远见，说两个人多好，可以一鸡三吃，要是三个人，一鸡一吃都不一定够。就在我们决定一只只吃下去的时候，突然我、龙建、宝全都接到了通知，我们被分配了，这是临时增加的最后一拨，西城区工业局。这还真是最后一拨了，我们后边还剩下的二十多人真去插队了，北京郊区昌平县。
至于偷向日葵，打枣，拔蓖麻，掰别人家窗台上的绣球、仙人掌、死不了，这都属于不在话下的小打小闹。前两年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西藏中学的张老师颇为自豪地宣布，佟麟阁路两侧所有的胡同，没有他没上过的枣树。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玩坏”的孩子中的绝大多数，后来并未发展为地痞流氓，也并非生长在缺少家教的家庭里。今天的他们，不乏教师、公务员、医生、学者、记者……一个当年给小朋友抹过毛桃而今供职一所著名高校的朋友在电话里谈起这些往事时，先声明了一句：“说起来都难以启齿……”
只能说，那时的孩子，都那样。
如果打着算盘总结，上面提及的，仅是北京孩子的“玩”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门类，如跳皮筋、跳间（跳房子）、剁刀、拔根儿、撒棍儿、滚铁环等等，不及提到，作为“遗憾”留着吧。
回过头来再看六七十年代的穷玩、风玩、瞎玩以及恶作剧式的玩“坏”，当年的北京孩子们各有各的看法。
几年前，《实话实说》播出过主题为“儿童游戏”的一台节目。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中，借用学者郑也夫的话，写了如下几段：
他说，游戏的功能是增强体魄，开发智力，促进交往，带来欢乐。
游戏是儿童模仿社会生活的启蒙老师。
最简单的游戏也有规则，所以，儿童在游戏中最先懂得遵守规则，学会扮演角色，履行职责。
儿童在游戏中产生了最初的集体观念，知道了合作与交换、权利与义务，并且在竞争中初次体会胜利与挫折。
游戏在刺激儿童的主动性和进取心。
你必须适应规则，当你强大时，你才可以修改规则。
儿童必须在与同龄伙伴玩耍、打闹、博弈、友情、冲撞以至恶作剧中锻炼。一个健全的人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的知识，而且是人格的发育和感情的成熟。后者只能在“游戏竞争”中获得。
2002年“十一”期间，中央电视台另一个频道也分两次播出了一台“北京孩子”说玩的节目，不少来宾带着皮筋、烟盒、拐、嘎、包、“汉奸 ”出场。嘉宾之一的杭天琪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作例子，来说明那时孩子成群地玩，有助于培养一种交往能力。发言者中好像还有人倡导今天的孩子回到那时的游戏中去，借口一堆，实际上体现的不过是一种过来人眷恋往事的情结。
我的朋友黄新原另有看法。他的结论是，那个年代的孩子，生活不够充实，甚至是过于苍白，孩子的能量和好奇心无处释放，只能变着法地折腾。他当年是撒过“胡椒面”的孩子，他认为，电视台的节目，自然回避了这些能体现孩子真正心态的“游戏”。
他们都想透过现象看本质，各有各的道理。我们说的只是现象，指点社会意义的“大话”，谁都能总结，说穿了，没什么意思，倒是这种原始的“玩”的场面，对那些渐渐步入靠回顾往事增添生活乐趣的“北京孩子”来说，或许有点意思。
例外的、很少能享受“玩”的乐趣的北京孩子有没有？有。北京孩子、作家陈染曾这样写道：
从我还未出生的1957年“反右”开始，家里就屡遭冲击，家庭气氛沉闷、压抑、冷清。父母关系的紧张使我深感自卑和忧郁。见到小伙伴的一家人围坐着呼噜呼噜喝稀粥，收音机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里院与外院的邻居大嫂扯着嗓门隔着房屋聊（喊）大天，我真是羡慕极了。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在热情明朗的夏天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跳整整一个夏天的皮筋，玩砍包、蹦房子，而我却躲在阴暗冷清的房间里练琴，只能隔着竹帘子向外边望几眼。长大后我为此深深遗憾。
话还得说回来，今天的陈染毕竟算是事业有成，这与她儿时的“非常经历”不会没有关系。倘她当年生长在她所“羡慕”和“神往”的人堆里，有没有今天的陈染，还是个问号。也不必言什么“深深遗憾”。得到什么，总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才是颠扑不破的铁的道理。
注释
① 东子《烟盒》，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②④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③ 赵忠祥《岁月情缘》，1999年11月第一版。
⑤ 崔永元《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⑥ 陈染《时光倒流》，华艺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三种精神食粮
电影、小人书、字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身边的三大文化产品。这样说，不意味着不存在与孩子相伴的别的文化生活，而是意味着离开了这三样，或这三样里的一样，便抽掉了几代孩子的精神享受的支柱。说别的，就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一些回忆文字里常能见到这样的话：“我是看着《××》（电影或小说）长大的。”就北京孩子这个群体来说，可以齐声说：“我们是看着电影、小人书和小说长大的。”
北京的电影放映场所，无非这样三类：对外开放的电影院，内部礼堂，操场或露天空地。
电影院的分布与人口的密度大体成正比。闹市地段，都少不了几家电影院。西单地区，有十字路口西边路北的长征剧场（西单剧场），东边电报大楼对过的首都电影院，西单商场旁边堂子胡同里的红光电影院。西四十字路口东边，路北是胜利电影院，丁字路口东边，路南是红楼电影院，砖塔胡同里的地质礼堂也对外开放。王府井、东单、东四一带有儿童影院（东风剧场）、大华电影院、长虹影院、红星影院、东城区工人俱乐部等。菜市口一带有白广路影院、菜市口影院、广安门影院等。加上其他地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