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中学学农纪事
香山植物园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那时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但内部组织去参观的，接连不断。有叶圣陶的日记可证。1976年5月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员工到此一游，叶圣陶作为出版社的家属，也“颇为高兴”（前一日日记）地加入了这次活动。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叙述了参观过程。
晨七点偕至善到其社中。
七点半开车，挤满，殆有四十余人。开行五十余分钟到植物园。参观其热带亚热带植物之温室。全为玻璃所构成，分室颇不少，前度来时尚未有此屋也。先有一批人在听讲解员讲说，候之稍久，乃得入。先听讲解，然后参观各室。不可悉记，亦不能细看，随众周行各室而已。遇见又一批参观者，其中一位女士呼余叶老，握手，余认之，似为白杨，然不好意思问足下是白杨否，只得应之而已。此人已十余年未见矣。参观温室毕，他人皆以为参观之事已毕，其实此园中露天植物亦大有可观，众既回入汽车等候，余亦随之。十点一刻即开车，到家才十一点过不久也。⑨
叶圣陶只在香山植物园呆了个把小时，看上去不大尽兴。我们班两次去学农，在园内各住了一个月。头一次是距叶圣陶这次参观一年之前， 1975年的5月；后一次是当年9月。植物园是一个单位，环境与农村大异，比城里还宜人。学生住植物园的宿舍，上下铺，木头床，七八个人一屋。用的是自来水，走的是水泥马路。还可以集体看电视。干活按植物园下属单位分组，有中草药组，某某组，某某组等。第一次去，我们被分在中草药组，指点我们干活的师傅，是一个六七十岁的姓孙的老工程师。此人很厉害，现在看来，他是富有经验和贡献的植物专家，溥仪曾在他手下劳动过。有一种欧洲生长的名水菲蓟的植物，德国人从中提炼出一种药，叫西林马宁，号称是治肝炎的特效药，但进口代价昂贵。而水菲蓟引进后，到处都种不活，他的一大贡献，是让这种植物在国内成活。他指着那片茁壮生长的水菲蓟，为我们班同学作了半个小时的介绍。他的另一贡献是让菊花提前绽放。菊花的开花时间一般是深秋，赶不上国庆节用。彭真当年大胆设想，要让它开在国庆时节。这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落在了孙先生的肩上，并在他手里创造了奇迹。植物园的领导曾把这件事作为一大成就，向一拨拨来学农的同学介绍过，当然，彭真其名是不能提的。孙工程师领着我们在中草药组的七亩实验地转了一圈，挨个介绍，记得他指着一片绿草说，这叫罂粟，就是鸦片，花开的时候美丽之极。孙老工程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随身带着药。他的风范，回忆起来，能让人想起今天的袁隆平。
第一次学农，我们在到达的当日下午，就去参观了叶圣陶提到的温室。这里的植物达2000个品种。印象最深的是王莲，浮在水面上，直径有一米左右，据说上面可以坐一个七八十斤重的小孩。还有朱德养的兰花，董必武养的金橘，康生养的银杏，江青送的文冠果，以及胡志明、马科斯夫人、田中角荣等外国领导人送给中国的花草，以及更多的北方户外无法生存的热带植物。晚饭后，又绕植物园转了一圈。园子里有一棵哆嗦树，用手轻轻一触，树身就晃动，不明什么道理。还有很多水杉，园内职工告诉我们，这是一亿年前的植物，有活化石之称。我们都很稀奇，回来逢人就宣讲，多年后去南方一看，到处皆是。
植物园的学农与进村下地学农有天渊之别，周围诱惑太多。我们第一次为期二十五天的学农生活，真正在植物园劳动的时间也就占一半。其间，去过一次卧佛寺（沿小溪走到《闪闪的红星》拍潘冬子磨刀的外景地），一次香山，一次李大钊墓（万安公墓），三次大红门生产队（参加劳动），两次盲人工厂（参观）；听了三次植物知识讲座，两次解放军的报告，一次团课，一次“帕米尔高原上的白求恩—杜红亮”事迹报告；看了《平原作战》、《列宁在1918年》、《胜利油田》三场电影；开了两次批判会，一次团员纳新会；还每人轮着开了一次手扶拖拉机。剩下来的时间，是在草药组里干干锄草、翻地、刷漆的活。
第二次去植物园学农，是1976年9月。8号到园，9号下午，我们正在锄草，突然通知到一个空场听广播，4点钟有重要新闻。这是极少见的现象，大家都预感出了大事。果然，是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刹那间，有天塌了的感觉，连班里平日最闹的几个孩子都失声痛哭，有个叫“弯弯绕” 的孩子平时没少瞎折腾，这次竟然哭晕了过去。那几天的学农生活被彻底打乱，虽也勉强干活，但心神已不能安定。有老师回去参加遗体告别，回来对我们说，很多人建议保留毛主席的遗体，中央在研究。我们在植物园也进行了各种悼念活动，还在17号到19号返城参加学校的追悼活动。开追悼会那天，学农的同学在学校的灵堂轮流守灵。20号回到植物园，又呆了十来天。其间开过一次团员发展会，一次撤销对一个同学的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红卫兵组织生活的会，其他小组会，班干部会，不计其数。回校前，植物园的一个姓马的负责人给我们作该园概况的报告，提到了江青，称其为“敬爱的江青同志”。没过几天，学农假期尚未过去，江青一伙就被“粉碎”了。
这二十来年，不断有同学专门或顺便到植物园，走访自己的“故居”。据说现在还在。也曾有同学提议在那里开一次同学会，未果。
注释
①②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月第一版。
③⑨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子》，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四、二期。
⑤⑥⑦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时代背景
玩是孩子的天性，也应该是孩子的权利，更应该是孩子的生活主题。只不过今天的孩子没赶上好时候，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比，权利、主题，都谈不上了，玩之于他们，成了一种或多或少地被加以遏止的业余的业余的活动。但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不知道这是成全了孩子，还是害了孩子。
世事和环境的变迁，必然会连带“玩”的主题的变迁。倒退三四十年，北京孩子上语文课，老师讲课文的次序是先讲时代背景，后讲段落大意，那么，对于当年的北京孩子，“玩”这堂课外的“大课”的时代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孩子是玩的主体。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生两个也算少的，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七个八个也不新鲜。因而回望六七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不论住胡同还是住机关大院，邻里之间，孩子皆可以“群” 论，形容起来就是“呜泱呜泱”的。玩骑马打仗、双球打垒、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有满山满谷的孩子冲锋陷阵。有时候一个楼的适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照着军棋（陆战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样数目的女官兵，场面可想而知。由此还引出一个动辄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家长扯着嗓子乱叫孩子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如今这种声音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之多，孩子之间的扎堆玩、串来串去不无某种连带关系。
和今天比，当年的孩子学习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记。寒暑假不必多说了，就是“玩”字当头，假期作业也留，也有学习小组，也返校一两次，但都属于象征性的。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把作业留到最后几天突击，意思意思而已。家长和学校都不去大张旗鼓地督促。课外的辅导班和提高班向所未闻。平时孩子背着书包上课，下了课书包一扔就开玩，除了夏季，天不黑不回家，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常态。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游乐场（仅中山公园内有一个今天看起来不过巴掌大的、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