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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雍正难道不是勤于政事的千古一帝吗？
雍正曾回忆即位之初的情景，说：“时诸臣多未识面，朕费无限苦心，鉴别人才，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
雍正在朱批中，也记录了自己“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的情景：“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又系灯下串笔，字迹更属可笑。”“因灯烛之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下到，故有前谕，非欲示朕之精勤也。”
雍正十三年如一日，朱批动辄万言。这些朱批谕旨收于保和殿东西庑中，堆积如山。其中十分之三四刊印出来，即有三百六十卷，奏臣达二百二十三人。雍正这样述说自己如此勤政的原因：“（朕）仰荷皇考诒谋之重大，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体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
雍正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从方方面面奠定了乾隆盛世的基础吗？
耗羡归公及养廉银政策的推行，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状况，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耗羡率。浙江耗羡率从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六；山东耗羡率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八；河南耗羡率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三。而耗羡银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因地丁银的固定而固定；官员养廉银和衙门办公用银，也固定下来，即是说，地方政府除去上交国库的钱粮，收入和支出均固定化，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这就具有了近代财政预决算的色彩，是地方行政的一大进步。如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所说：“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征税权力的集中化、统一化，地方经费的明确化、预算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产生了一定正面作用。
摊丁入地是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变为以土地作为单一征税标准的重大赋役改革，它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平均赋役的严重情况，增加了地主的赋役，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减少了户口隐漏，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使国家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改善了财政状况。同时，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之上，大量剩余劳力可以流动，从事租佃、佣工、经商、手工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
实行奏折制度、设置军机处，打击朋党、整顿旗务，对西北的用兵和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无一不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整顿吏治、查补钱粮、士民一体当差等，无不打击了贪官污吏、不法士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雍正年间国家财政岁入增加一倍；雍正本人躬行节俭、量入为出；更重要的是他以严治国，吏制整肃。于是国库丰盈，存银最高达六千多万两，经西北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仍有二三千万两。
雍正王朝的确有阴森血腥的迷雾，有阴谋、暴力和杀人惨剧。但于其中，雍正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勉力开创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然而雍正暴亡于子夜。
如若雍正死于他的上述仇人之手，或者在他上述仇人营造的恐怖、仇恨气氛中，死于其他什么人之手，那么他可以说是悲壮地殉了他的事业。
而反言之，如若雍正并非被刺，他顶着如此之大的内外部压力、即位前后的心理压力，不顾一切、拼死拼活日理万机，却得不到丝毫慰藉，以他心高气傲、急躁刚烈的个性，紧绷的心弦势必有崩断的一天，暴病中风、丹药中毒，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雍正的反对者会不会刺杀他？能不能得手？有没有非常事件的发生？雍正的棺椁里究竟有没有头呢？那真要等发掘之后才能见分晓了。
但是，总体上，通过对雍正暴亡原因的分析，我们应该已经摸清了雍正的心脉。应该已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看到了——原来的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