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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囚犯医生想法来到了掩体。他检查了伤员，并告诉地下组织，他的病势没有希望。地下组织的成员秘密给逃跑者供应食物和饮水。三天后，伤员决定去向集中营当局自首，局势变得极其危急。于是，地下组织决定将他处死。这五个囚犯中最后只有一人逃了出去。
但是，逃跑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因为每一个犯人都知道，如果不逃跑，在比克瑙别无生路。从比克瑙逃跑的总计有数百名囚犯，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功地摆脱了党卫军的追捕。
一些犯人试图逃跑而被处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党卫军所用的奸细。
囚舍长施奈德尔就是这样一名奸细。他和犯人开诚布公地谈话，宽恕他们无关紧要的过失，帮着做一些“组织”工作，最后答应帮助犯人逃跑。两名波兰犯人为施奈德尔弄到了很珍贵物品，并和他谈妥：他将他们带过重重铁丝网。
一天，施奈德尔带着一纸提审公文来找他们。准备逃跑的两名波人跟着他走了，但施奈德尔并没有将他们带出铁丝网，而是带到“库房”里，交给盖世大保，并在那里声称：他们想逃跑，因而试图收买他这个党卫军人。于是，这两名囚犯受到讯问和拷打，最后被绞死。
如果不是一个被吊死的人“讲述”了这一切，这些犯人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抓获的，谁杀死了他们。在他的尸体上，囚犯们看见了用化学铅笔写的一行字：“囚舍长施奈德尔出卖了我们，为我们的死难报仇！”
还有另外一件党卫军的阴险勾当：有一位叫布洛·兰格尔的斯洛伐克人，在党卫军中发现了一个当囚舍长的中学时代同学，这个人答应帮助兰格尔逃跑。他只要求兰格尔掏出一些钱来。兰格尔和四个囚犯一起凑足了这个党卫军分子所要求的数目。
兰格尔建议他们也一起逃走，他保证说，这个党卫军分子是他童年时的朋友，可以信赖，他们没有同意。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和兰格尔分手了，并瞧着他们怎样和其他的犯人一起去干活。
这个党卫军分子和他的一名同伙来履行诺言了。他们来到兰格尔和他的同志们干活的地段，要卡保让兰格尔等到铁丝网外去干活。这些犯人在党卫军的押送下走出了铁丝网眼看逃跑就要成功。党卫军押着他们走了两公里，然后就背信弃义地枪杀了这五个人，并抢走了他们身上的财物。回到集中营，他们向长官报告，有五名犯人企图逃跑，被他们击毙了，为此，他们得到了奖金，还休息了三天。
惨遭不幸的逃跑者的尸体，黄昏时运回，放在集中营入口处的椅子上。犯人们收工归来时，随着一声“向左看！”的号令，必然要看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集中营领班达尼什站在尸体旁边，活像市场上的小贩在声嘶力竭地叫嚷：“谁想逃跑，这就是他的下场！”
因企图逃跑，被杀死的还有一名党卫军分子彼斯迪克，他是罗马尼亚人。他和游击队合作，试图帮助几名囚犯逃跑。然而，他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取得犯人们的信任的。
1944 年5 月，捷克斯洛代克军队的军官、比尔森人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从比克瑙逃跑了。他是穿着党卫军的制服，和彼斯迪克一起离开营房的。
彼斯迪克后来又返回集中营来帮助其他的犯人逃跑。
比克瑙的前29867 号囚犯约瑟夫·海曼讲述了有关彼斯迪克的下述事情：“1942 年春天起，我被编进了清尸队。每天，我要跑遍各个集中营，清查在最近24 小时内死去的犯人数字，随后再用载重卡车把他们运进陈尸棚。这种工作使我有可能出入各个房，方便了逃跑的准备工作。
1944 年3 月，囚舍长彼斯迪克（我认为他和别的党卫军分子没有两样）对我说：‘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尽管我穿了一身党卫军的制服。我从不责罚犯人。我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每周有一次，我能到克拉科夫和卡拉维采去，在那里我要报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想搭救犯人’。我没有相信他，彼斯迪克接下去说：‘什么样的危险在威胁着你们，您是知道的。难道捷克犹大人家庭集中营里的惨剧对你们还不够吗？下一次该轮到你们了，你们怎么办？决定吧，我能把你们带出去。’
我将波斯迪克的建议告诉了一位同志。他警告我，让我想想过去几次和党卫军分子的这种合作都是以不幸终局的。我承认他的话是对的，就对波斯迪克说，我要是逃了，巨大的危险将威胁我的妹妹，还有一位亲戚，以及比克瑙的囚犯们。彼斯迪克理解我不信任的原因，试图再次说服我，但我还是没有相信他。
在我们谈话数周后，彼斯迪克不见了，和他一起走的还有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显然，彼斯迪克说的是真话，而我错了。彼斯迪克不仅给莱杰列尔搞到了党卫军制服，而且弄来一辆自行车，他们二人一起离开了集中营。这件事无论是对党卫军，还是对囚犯们，尤其是对我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我很懊悔没有听彼斯迪克的话，于是我继续做逃跑的准备工作。
5 月25 日，我得知，从前的党工军分子，现在的游击队员波斯迪克穿着党工军制服又回到集中营里来了，并在BⅡ营区的称为里西哥的尚未竣工的囚舍里等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走进集中营，一个看守朝我走来，进行搜身，同时把一张彼斯迪克的条子放到我的口袋里，条子上写着，他何时何地等我。
当我在彼斯迪克的藏身处找到他时，他举起两支手枪瞄准我说：‘我希望，这一次你该相信我了吧。要是想跑，就准备吧，11 点半我们一起走。’
除我外，彼斯迪克还想搭救其他几名囚犯。他们中间有长得极漂亮的少女列涅·海曼诺娃，她是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女犯。彼斯迪克爱着这个姑娘，显然，这是他再次回到集中营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并在规定的时间年来到了指定地点。还在远处，我就发现，在彼斯迪克藏身的办舍发生了什么不顺当的事情。原来，彼斯迪克被党卫军发现了。要往回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走进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迅速扔掉所有的物品，并脱掉身上的衣服。
刚刚换好衣服，我就听见，人们在集中营里到处找我。三名粗壮的党卫军分子走进了囚舍。他们一见到我，就嚷叫起来：‘彼斯迪克呢？’
“不知道”我回答说，为此，我被打掉了两颗牙齿。
他们将我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把我带进了望塔，在那里我看到了彼斯迪克，他被反剪双手吊在窗格子上。他们也把我吊在另一扇窗子上，照样反剪双手，他们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期望我们会单独谈些什么。
随后，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亲自对我进行审问。我什么也没有承认，他们就把我和彼斯迪克绑在一起，送进了奥斯4 威辛臭名远扬的11 号囚舍。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情景：一名浑身血淋淋的党卫军分子和一个犹太犯人，捆绑在一起，被送进了监狱舍，从这里极少有人能活着出去，进入这座囚舍意味着只有等待死亡。
彼斯迪克经受了无数次的拷问，一个月后被枪杀了。
而他们让我活下来是为了充当彼斯迪克“罪行”的见证人，以便好向上级盖世太保证实他们没有参与此事。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中止了审讯，宣判我在集中营终身监禁。
1944 年10 月26 日，我终于被装进一列满载囚犯的军车送到巴伐利亚去。弯曲的手指和拷打留下的累累伤痕使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比克瑙。”
关于在所有的德国集中营里，自然，也包括比克瑙，所使用的惩罚手段，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各种惩罚都是按照德国方式巧妙安排并精心实施的。
除了各种惩罚和殴打外，盖世太保和卡保还对长官打专门的报告，集中营警卫长官对此从不加以审查核对，就宣布对被告犯人的判决。
最常用的刑罚是责打25 鞭。通常在点名时，当着全体犯人之面行刑，犯人们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必须脱帽肃立，受刑人被绑在一种“木山羊”上，然后由党卫军分子或卡保凶狠地、有节奏地鞭打。
这种在集中营内司空见馈的刑罚，通常是在有几个犯人都该受鞭答时一起执行的。犯人们在“木山羊”前站成一排，等待着轮到自己去挨打。皮鞭或者钢索抽打在皮肤上的呼啸声撕裂周围死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