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当年援助国民党是一回事，这个时候援助共产党则是另一回事。要中共来接通甚至靠近苏蒙边界，无论是在苏共中央，还是在中共中央看来，中国最早通过西北边境得到大批苏联军事装备的国民军将领冯玉祥
看上去远比援助国民党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念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军事主张。早在1927年4月，当国民革命陷于困境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就曾提出接通苏联与外蒙以取得援助的所谓“西北路线”，
结果这一设想很快就成了“逃跑主义”的代名词。第二，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中共一向把“保卫苏联”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而苏联这时正在受到高唱反对共产主义的德国和日本两个方面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显然担心，在这个时候公开靠近苏蒙边境，难免会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严重压力，甚至为日本进攻外蒙和苏联制造口实。冯玉祥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揭旗抗日，试图取得苏联援助，却遭到苏方严拒，就是一个证明。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中共中央不仅不会设法去靠近苏蒙边界，而且连向北发展的想法往往也是被否定的。
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的5月份。这时，中共中央了解到因新疆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政策，苏联已公开卷入新疆事务，所以敏感地注意到红军已具有靠近新疆和外蒙的条件。考虑到在西南四川一带无法立足，东西南三个方向均无发展可能，北上已成唯一出路，故中共中央才下决心向北发展，准备首先进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区。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争取从那里取得同苏联的联络与援助。随着6月中旬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并准备设法与苏联接通。6月16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员朱德等人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但这些显然都不是源自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
…
西征北上（5）
…
张国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前后，他还曾作为中共代表之一长驻莫斯科，自然很清楚上述历史。因此，得知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想法之后，他明显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6月17日，他专门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红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这就是两河口会议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进的北上计划并没有遇到像一些中共党史著作中所形容的来自张国焘的反对，当然也不存在像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的那种争论不休和议而不决的情况。相反，由于张国焘此时的目的在于取得常委和军委的领导地位，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
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两河口会议并没有具体地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是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设想，
在这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苏联军事顾问李德明确认为这种做法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致危及苏联安全。更多的人仍旧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有退却、畏缩之嫌，因此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则考虑更多，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他明显地对红军在鄂豫皖苏区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失利仍然心有余悸。因此，他对打地方军阀部队似乎很有信心，但对北上要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交战，却顾虑重重，以致在同意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之后，很快又开始拖延部队行动。
7月10日，一方面军已经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第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朱德、毛泽东等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为促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而且考虑到第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军力远较第一方面军强得多，中共中央于7月12日通过了张闻天的提议，在中央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之职，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张并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同时由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总指挥和政治委员。这种安排终于促使张国焘开始与中共中央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的计划了。然而，事不凑巧，各部队很快出现了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打乱。时间稍一耽搁，敌情紧接着也发生了变化，松潘战役计划遂因此而被迫取消。
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加以第四方面军与第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明确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显然，中共中央经过在川、滇、黔半年多的征战，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到红军不适宜在这一地区创建根据地。特别是在红军的力量已经极大削弱，国际联络中断将近一年，而苏联影响已进入新疆的情况下，迅速北上创建根据地，努力取得国际的指导与援助，对于中共而言是再需要不过的了。为此，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它的意义。他在解释了西北地区具有“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等特点之后，特别说明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
…
西征北上（6）
…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
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刚刚从川北苏区出来，人多枪多，数倍于中央红军，还没有经历过中央红军所遇到的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了解在少数民族区域建立根据地之困难，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因此他们的主张说到底就是想避免与国民党中央军交手。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还是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
由于张国焘等颇不满意会议的结果，因此会后便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