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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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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说，李克农谈判所得与毛泽东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但不管张学良、王以哲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管中共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怎样去理解，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正是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多的国民党人开始来找共产党和红军寻求妥协甚至合作了。就连阎锡山也四处“找国际及（中共）党的关系”，并三次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秘密交换看法。而驻守太白镇的东北军106师师长沈克，这时也背着张学良秘密地与中共和红军达成了妥协，允许中共中央利用106师防地作为与西安及华北地下党联系的交通线，甚至主动借给处于经费困难中的中共北方局一千元。而杨虎城这时也在积极寻找中共关系。只不过杨虎城过去长期与中共北方局特科系统有联系，因此虽见到汪锋和汪带去的毛泽东的信件，也见到中共西安党组织提出的谈判条件，却都不信任，而是再度派人去把北方局特科系统负责人王世英找来，要求王世英向中共中央说明，他一贯都是革命的，也赞同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但目前他只能做到：（一） 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为不合法运动；（二） 整顿内部；（三） 与中共的关系是：（1） 维持原防，互不侵犯；（2） 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助；（3） 不哗变他的军队；（4） 绝对保守秘密，包括不给他写信或派人，但可以建立电台联系。
杨虎城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时乃至此后相当一批试图与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的国民党人的特点。他们大多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处处受蒋系排挤，与蒋系有明显的矛盾；但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又很难联合起来，因而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只能臣服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下并受其宰制。正是这种矛盾和屈辱的地位，使得他们往往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自己与敢于公开反抗蒋介石而且生命力极强的中共红军有着某些共同点。为了生存和地位，他们不得不到处给自己留下后路。因此，王世英评价说：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杨虎城以及沈克等之所以一方面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和红军保持关系，一方面又不愿同中共和红军订立正式协定，明确合作关系，其原因多半为此。相比较而言，开始时真正能够与中共和红军实现合作关系的，也就只有张学良和王以哲了。
自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之后，双方之间的电台联系就正式建立起来了。尽管彭德怀根据李克农的报告，对张学良不够信任，但统战工作毕竟仍在继续，加上彭对王以哲的印象较好，相信“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只是较“软弱”，因此频频去电加以影响，双方的联系可以说还相当密切。特别是因为彭德怀对前定军事计划要东渡黄河、进攻山西，并转进绥远，颇有异议，因此，彭德怀这时极力想要促成与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见面事宜。1月26日，彭德怀再电王以哲：
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对于抗日军饷弹药及技术兵种的筹备，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国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等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及兄等早日见面，否则恐日本帝国主义将阻碍或破坏吾人抗日之实施。请详细考虑及转呈张总司令。
彭德怀这时之所以再三致电王以哲，要求迅速合作，并且一再电邀王以哲会面，自然是并非单纯出于对王的好感，因彭此时又进一步得知：洛川会谈后，王以哲表现抗日情绪颇高。据报，王以哲曾召集干部训话，宣称打红军的战斗快要结束，三个月后东北军就要去打日本了，因为日本准备大举进攻，我们已无路再退。另外，从各种情报可知，不仅王以哲部联合红军打日本空气甚浓厚，而且其特务连副连长等秘密来与红军接头，像河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等组织的首领也派人到洛川王以哲军部来联络抗日。注意到这些情况，彭德怀自然试图对王以哲多做争取工作。可是，王以哲也确如彭德怀所估计，政治上较为“软弱”。由于他是在张学良的命令之下与共产党进行联络的，所以无论如何不敢越俎代庖，更担心背上一个暗中与红军通款的罪名。因此，他对彭德怀的再三相约始终不敢应允，其复电更明确加以拒绝。王称：所商大计均须待张学良先生决定，但张先生尚无回电，殆已离省。如此奔走去矣，预计数日内当有回电及确切决定，为期甚速，弟意可不必单独先与兄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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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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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为实施前此在瓦窑堡会议决定的1936年第一步东渡黄河、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下令第15军团先期北上，开往甘谷驿与延长之间的张家渠。次日，第1军团在甘泉以东之临真镇也举行抗日讨贼誓师大会，第二天全军亦遵命北移延长地区。至此，彭德怀也必须带领原在甘泉附近麻子街的方面军司令部向北移动。29日彭德怀抵达临真镇，30日赶到延长，其与王以哲见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但红军是否应当东渡，东渡目的应以何者为主，也就是说，当前形势下红军作战究竟是应当以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为中心任务，还是应当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这一点已经在中共领导层产生了争论。特别是在红军主力南下迫使张学良放弃剿共，转而求和，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统战工作正在取得重要成效之际，彭德怀深感“立刻东渡，致压力一失，恐国防政府立刻实现之机会也立时失去”。况且在张学良东北军事实上已经与红军停战的情况下，“巩固的向四周发展，很容易扩大现有之苏区人口一倍，并取得与陕东南与外蒙直接的联络，
对全国革命领导有极大意义”，而冒险东渡，不仅回防困难，新根据地建立也未必容易，甚至现有根据地也有重新变为游击区的可能。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彭德怀等人明确认为目前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它不仅带有“冒险成分”，而且可能“走到离开苏区的危险”，因而纷纷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考虑”。还在24日和26日，彭德怀就接连两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陕北东临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国民党不易形成对红军的围剿局面，因而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全力巩固并发展之。而“向东有与陕北苏区一时隔绝可能，阎张联合压迫我军于察晋边境，则我有过早与日帝接触之不利。同时在客观上缓和了国民党内部某些冲突，并可取得日帝对国民党的暂时的部分的让步，来共同对付我们”。他认为：“目前应以不放松威胁张学良，帮助目前交涉的顺利进行，并继续巩固与扩大南面阵线，以主要力量向北发展，恢复神木、府谷、榆林、横山苏区。”东渡只应在宜川、延长、延川、绥德一线渡河容易，阎军防范不严时才是应当的，而其目的也只应限于“求得消灭晋军之一部，调回孙楚、李生达部这一战略上的佯攻”。
究竟如何考虑东征问题，一个月来一直是军队高级领导人议论的话题。好在中共中央在最初考虑1936年军事方针时，并不是单纯从“打通苏联”这一点考虑的。东征也好，“打通苏联”也好，说到底其实都是同红军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解决红军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具体手段而已，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之所以这样考虑问题，无疑是因为中共中央早已看出，陕北虽可以立足，但从眼前利益考虑，若得不到更好的地境，粮食及兵源都不能解决；从长远利益着想，若要依靠这一地区贫瘠的物质和兵源条件，红军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势必要受到严重限制。而若要从对日战争和更大规模地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前途考虑，红军就更得设法解决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较可靠的后勤补给问题，打通苏联是必然的选择。
可是，要依靠陕北向北去连接外蒙，则必然要经甘北而入宁夏，结果是越向北，人越稀、粮越少。再加上宁夏地区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