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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等情况和各省情况。
周恩来向杨成武讲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他当场嘱咐杨成武：立即回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带给毛泽东看。当天，杨成武飞抵上海见毛泽东。
看了周恩来让杨成武带来的材料并听了汇报后，在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上谨慎的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两天，然后在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稿上愤然批示：“大、大、大毒草。”
毛泽东叫来还在等回信的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得到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兴冲冲的杨成武当即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复命。他告诉正在焦急等待中的周恩来说：毛泽东指示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周恩来此时非常冷静，他早已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果断地说：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先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不久，又逮捕了戚本禹。
尽管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人在王、关、戚被抓后矛头一转，谎称王、关、戚是“刘少奇、邓小平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但他们心里清楚，在这场较量中，周恩来等人取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较量，并没有完结，而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因人而异地保护民主人士
看惯了中国政坛风云的人们都知道，对中国政治而言，影响力最大的舆论工具，是那张名为《人民日报》的报纸。这张报纸的“社论”，往往是代表中央的。
1966年6月1日，正当家长们陪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起，迎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耀眼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篇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所指的“牛鬼蛇神”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一切”包括些什么人。
但中央文革的人知道。这篇社论，是由刚刚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安排起草并经他修改和审定的。
陈伯达、江青等人在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扫除的，不仅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有那些与资产阶级有关的或非无产阶级的“旧世界”及其代表人物。
这一点，“文革”刚开始时周恩来并没有意识到。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天，周恩来的注意力还在黄河的防汛问题上。他出席由谭震林召集的黄河防汛会议，研究黄河下游防汛期间如何保护石油基地等问题。
还是6月1日这天，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广播新闻之前，周恩来突然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泽东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马上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惊愕的周恩来措手不及。第二天，《人民日报》为这张大字报配发的评论员文章中，人们又看到了一些可怕的名词：“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黑帮”、“黑组织”……
在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煽动下，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黑帮”、“破四旧”的风浪，迅速席卷全国。冲在风浪前端替阴谋家们打前站的，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和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他们的野性一旦被人撩拨起来，便难以收住，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被他们置于脑后。
在他们横行无忌的乱揪、乱斗、乱抄、乱抓中，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难以幸免地被卷入灾难里。
8月，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代表中共中央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央统战部，被中央文革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央统战部长徐冰也由此受到批斗，党在一个时期以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统战工作全部被否定。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统一战线内部的朋友们——那些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难逃厄运。
在迅猛发展起来的红卫兵运动中，受林彪、江青等人的唆使，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了“最后通牒”，“勒令”其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陆续被抄家、被揪斗。
当一些幼稚、无知的红卫兵踏进当时还算“富有”的被抄对象家中时，出现了一些趁机打家劫舍的现象，极端的恐怖和不祥之兆，开始笼罩在他们头上。
1966年8月29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这群无知的红卫兵哪里知道章士钊先生的背景……
章士钊，字行严，人称“章行老”，毛泽东尊称他为“行老”。他是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乡。1907年，章士钊入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及逻辑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1918年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4年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后兼任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并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后留北京，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2）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怀中早年在长沙是至交，经杨怀中介绍，章士钊早在1919年就结识了毛泽东，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件事尤其让章士钊引以为骄傲。1920年，毛泽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和筹划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等事，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于是毛泽东求助于身居上海，在社会各界很有影响的章士钊。章士钊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经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终于筹得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用这笔钱，不仅供给一批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而且用它在湖南从事创建党等革命活动。章士钊对革命的帮助，毛泽东深为感激并铭记在心。
43年后的1963年，毛泽东决定借“还债”名义补助章士钊，他表示要分十年，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章士钊。十年以后还要“还利息”。后来毛泽东还亲口对章士钊的女儿说过：“行老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
年幼的红卫兵哪里知道这些呢！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8月30日）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处理：严厉地批评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并命令他们立即送回从章士钊家抄走的东西。
随后，周恩来交代有关人员，强调对章士钊要采取三条保护措施：一、督促他们尽快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当天，周恩来还让秘书给章士钊家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