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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白头发？
刘红：白发，也不整齐，头发非常乱，身上弄得也不是那么太干净。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家人。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刚出来，刚解放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那时她只能弯着手做操，因为狱中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手伸不直。后来我就说，这里有的是地方，没关系，手臂可以伸直了。还有她洗个塑料袋，一下子能洗20分钟，因为在监狱里没有事情干，慢慢洗东西的时候等于是在消磨时间，或是想事情的过程。我说，您现在情况不一样了。1980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多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也许是因为刘家的经历也触动了他们自己的心事吧。刘亭亭：我个人倒觉得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哭出来的时候倒不是最悲痛的时候，哭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最悲痛的时候，那种压抑感是最悲痛的。平反后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也都能哭出来了，也都放开了，整个环境是很悲痛的感觉。我爸爸遗嘱要海葬，我们又费了那么多时间把骨灰找回来，然后又把它撒出去。因为永远看不见他了，所以比较……
王光美：后来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把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下来。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拿着跑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就在瀛台台阶上洗一洗，把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他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就把红布给我了。噩梦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今天的王光美不仅是一位儿孙满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的长者。王筱苏（王光美秘书）：她平时看报看杂志，然后谁来了她都问人家有什么新鲜事，对那些热点焦点，她特别感兴趣，而且好奇心特别强。比如说她看报纸看到什么不太懂的名词，第二天我来了就问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是二板市场”，然后我就跟她讲什么是“二板市场”。可能过两天她看报，又看到这问题，忘了上次的回答就又问我什么是“二板市场”。
感受王光美（8）
刘亭亭：有时候我也跟她讲，你住监狱十多年，要在美国，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没受刺激，没有毛病。实际上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豁达，她只看将来，对过去她也回顾，但她不受过去的影响，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我觉得她可能对别人的丑恶面不太记得，因为她觉得当初的境遇是由一个社会时代造成的，是一个集体的活动的结果。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我有时候问她，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谁对你怎么样，她从来不谈这方面问题，她从来不把这看做是一对一，谁和谁有仇，或者有怎么样的私人恩怨。
杨澜：您说到，要不是经过“四清”，还有在清华大学蹲点这些第一线的政治工作经验，您可能会挺不过去“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您现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经历时，有没有想过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难说。因为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现在大家讲实事求是，处理谁的事情就是谁的事，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至于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人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觉得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我们有组织部、统战部，哪部管什么，咱们已经挺正规的，如果认为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但不能搞普遍运动，因为那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好坏不分，谁也控制不了。
杨澜：您觉得有什么能够保证“文革”不会再重演吗？
王光美：按道理，随着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水平的提高，瞎胡来的事情应该会少。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6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人一定就生活在她的周围。当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她却说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能够宽恕他人，也终于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看到她面对子孙满堂的幸福笑容，我们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说，时间毕竟是公平的。
（杨澜）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1）
本文原载《湖南广播电视报》1998年10月。刘少奇百年诞辰那年，笔者专程赴京采访了王光美老人。关于刘少奇，可以谈论可以思索的话题很多很多，在那次殊为难得的赴京采访中，我们最想聆听的是这位饱经沧桑的领袖夫人内心的情愫，并深入了解了她记忆中的少奇。
正赶上北京由热转凉的时节，1998年9月15日上午，笔者如约前往王老家时已颇感凉快。已是高龄的王光美一清早从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回来，没有大碍，精神很好，便招呼我们坐下，拿起了空调遥控器：“你们有些热吧，调到15℃成吗？我就是怕热，今早去医院就我一人穿短袖，昨天送别杨尚昆同志也是穿的一件薄衣。”又说：“别看我平时挺精神，其实有个哮喘的老毛病，不能大声说话，一咳嗽，就没法讲了。现在这么大小的声音能够录吗？”王老思维依然非常敏捷，聊几句话消除了我们的拘谨。下面是笔者与王光美老人的对话：
笔者：少奇同志深得民心，作为与他风雨同舟20年的革命伴侣，您觉得他最令人景仰的品质是什么？
王光美：你这个问法啊？那我不能搞什么“夸夫”，像你们花鼓戏似的（笑）。让我这样谈少奇不合适，还是让外边评论吧。
笔者：今年是少奇同志百年华诞，人民非常怀念他老人家。少奇同志英灵有知，您作为他的夫人，想给他说些什么心里话呢？
王光美：你真相信人还有魂吗？用这词儿（笑）！
笔者：作为一种特定的思念，我们宁愿相信还是有的。我们知道，少奇同志是杰出的工运领袖，您能否谈谈他早期领导安源罢工的情况。
王光美：少奇从不跟我说他的过去。结婚以后他多次对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他不愿意谈他自己，我也是在他和一些老同志叙旧的时候才了解他过去的一些事儿。安源这段历史我不能讲，因为我也不是见证人。我熟悉的主要是建国以后的一些情况。
笔者：少奇同志建国后曾5次回湖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王光美：那是在1951年冬天，少奇到了长沙，但没回宁乡。记得那次他去找清水塘，跟陪同的王首道同志讲，他与主席最初认识就是在清水塘。
笔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少奇同志的名著，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修养”二字。我们特别想了解如果下级同志与他发生争执，他会如何处理？
王光美：还是就着1961年回乡调查来谈吧。在天华的时候，大队书记彭梅秀确实骂了少奇“刘胡子”，劳动妇女着急的时候骂人还管谁呢？少奇没生气，他肚子里还撑不下这个那哪行啊！意见分歧难免是有的，当时农村急缺家庭生活用品，锅碗筷呀，要解散食堂就得赶快生产，但是是由国营工业办好？还是轻工企业办好？或者是合作社办好？当时的调查组成员杨波认为应由社队企业来办，少奇认为由合作社办好。两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少奇说：“我也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你也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你可以做成两件事情，然后比一比，看哪个更适合群众的要求。”少奇并不强制人家，不是说我是中央领导，你必须听我的。他作风民主啊！
笔者：少奇同志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与家乡的亲戚朋友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光美：少奇与家乡来往不是太多，他是全中国的国家主席呀！那时搞土改划成分，少奇大姐划了富农，来信说：“我在塘边提水，弟弟在北京当大官”，心理不平衡。可少奇给姐姐回信说：“你在家劳动我觉得很光荣，不劳动我觉得羞耻”。他不能全听家里的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