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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无成，反而虚妄有害。《古尊宿语录》中记载：
“马祖（道一）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师）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干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成镜？’师云：‘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经此点化，马祖顿然而悟。这个故事，正体现了禅宗“任随自然”的世界马。如果违背自然，强心成佛，就会象“磨砖作镜”一样疾呆无成。
在禅宗里，与“无为”相对的“有为”称作“有修之修”，是生灭法，即有生有灭的，因此修成还废。如果想与万物为侣，与天地同道，就要进行“无修之修”。这种“无修之修”其实和庄子哲学的“自然无为”同出一辙。云门和尚说：“终日说事，未曾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曾触着一粒米，挂着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十五）这也是讲禅家以无为之法而达到“随缘而不变”的道理。只要“任运随缘”，虽处于俗世，最终不为世相所染。
总之，只要深谙“任运无为”的法理，“了此天真自然，不断不修，任运自在，为名解脱。”（马祖语）。当然，比起庄子的“自然无为”，禅宗的“任运随缘”更加放任不拘，最富有怪诞意味的要数德山宣监和临济义玄这两位禅师。
德山宣监曾公然对弟子说：
“诸子，莫向别处求觅，及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磐涅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接着，这位和尚又放言，“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磐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墓鬼，自救得了么？”其实，这些渎神亵圣之语的核心之处，也就是诱导弟子们不要被陈规陋矩所扰，而要任其自然，以获得心悟。
临济义玄更是直口快心，无忌无惧，他言道：“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始得自在。”禅宗大师的这种“逢着便杀”也正是要打破一切反自然的桎梏，而“不与物拘，始得自在”之语同庄子的“淡然无极”、“虚静恬淡”几乎是同出一辙。经过分析可见，禅宗的“任运随缘”在艺术哲学的角度上讲要比庄子的“自然无为”更有着深刻的内涵。
道之无限与心能作佛
庄子哲学与禅宗均追求无限，即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纵观《庄子》一书。对无限的赞美不胜枚举。他所赞扬的“大鹏” “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他所赞叹的“神人”，能够“乘云气，御飞龙，神游乎四海之外”，而且，神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级。”（《逍遥游》）就是在庄子著作的字里行间里，也可见出其文气势恢宏，如光电狂风，上击九霄，下抨六级，汪洋姿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道之无限”的庞宏。
禅宗的“心”也是包容一切的无限理念。《宗镜录》上讲，“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言及了“心”的博伟与无限，与此相类的，还有“三界之中，以心为主，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心地观经》）：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也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般若品》）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言及了“心”的广大与无限。
“道”与“心”在哲学上大概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它想所追求的“无限”，在扬弃其中唯心主义的虚幻之后，我们可见出许多积极闪光的东西。这是因为，二者都充分肯定了人在无限的宇宙方面是自由的，肯定了人可以有等同于无限宇宙的力量。庄禅对无限的追求为后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齐死生的洒脱与离境无生灭的放达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对生死问题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就是庄子。他认为，死生皆为变化之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因此，生不必悦，死也不必恶。同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还表现出极其潇洒安然的风神：“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生乃气； 如赘疣，并无可乐；死为气散，恰似决溃，亦不必哀。这种对于生死的达观，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庄子》一书的外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天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上述故事真伪何如，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应出庄子及其后学的生死观，他们把生死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作等同相待。当然，这种看法也含有否定生命价值的因素，剔除这一消极成分，我们可见出这种思想包含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几千年前庄子就已把生死视为自然的变化。这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在生死方面，禅宗比庄子更远走一步，慧能大师最有名的一首偈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行由品》）既是生死泯界的另一种陈述。既然“本来无一物”，生死又何异哉！这种思想，在后代礼禅的待人伤口中也屡有透露，例如苏轼和其弟子由在渑池怀旧之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寓理成趣，显示了生死聚散无由无根之理。这些都表明，禅宗不仅象庄子那样对生死问题抱达观态度，而且进一步地声称已“悟透”生死。
恍恍惚惚与以手点空――庄禅的神秘主义
庄子哲学中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齐物论》中，有这样的记述：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之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也？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谓物化。”
这种身与物化，物我一体的境界，正是庄子神秘主义的一个形象体现，它显示出庄子哲学不仅仅单从物的属性上去寻找人生真谛，而是从我与物的精神联系上去探索，视人生为一种极其高奥深远的境界。这种“庄生晓梦为蝴蝶”的“恍恍惚惚”为后世文学的“意境”范畴奠定了根本。
另外，庄子哲学中的本根――“道”，也是没有“形色声名”、“不可言传”的神秘之物。“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庄子·天道》）在《知北游》中，庄子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总之，庄子哲学有关“道”的神秘主义阐释，是和他们从大自然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一种自由无拘的精神境界有紧密关连。这种“道”的神秘同“心斋”、“坐忘”等等神秘的感知同为庄子哲学的深幽奥奇之境。
无独有偶，禅宗也以其神秘主义而闻名于世。
元和年间，当有人向江西信州鹅湖大义禅师问及“如何是禅”时，大师仅“以手点空”，以示犹然。至于禅的立宗基础和体验方法，更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禅宗源起的传说，本身就带有极其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据传，佛祖在一次灵山大会上，手拈一枝金婆罗花以示徒众。当时，众人皆默然不知所为，惟大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