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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关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今出彼不意，自可禽制”。果不其然，飘飘然的关羽先失江陵，再失荆州，最后败走麦城，他部下吏士“威知家门无恙”，故皆无斗心，作鸟兽散，这次他还上演了一次假降，大开城门，自己只十余骑跟随，从小门逃出。吴国将领潘璋手下一个屁大的司马小官马忠在章乡逮住了关羽、关平和都督赵累，根本不管什么汉寿亭侯，“即斩之”。由此可见，孙权劝降，关公怒骂的煽情场面也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孙权见到关羽时，只见其头，想劝降也是不能够的了。关羽失荆州，实际上已为蜀汉覆亡埋下了伏笔。刘备为报仇，气昏头脑亲自率大军征吴，连赵云都劝他说：“国贼是曹氏，非孙权也”，同意刘备征战的只有汉将张飞，但他临行前又为帐下将张达、范强刺杀。夷陵一战，刘备百里联营，远在魏地的后生曹丕都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结果被陆逊烧得大败而逃，病惭之余，客死永安。由此可见，关羽之败，不仅失荆州，又丧张飞，死刘备，其遗祸可谓不小！
此外，史载关羽为人性情残烈，刚愎自用，爱陵暴士人，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尊重知识分子。而演义中暴躁的张飞在正史中则喜于和士大夫名流之士相交往，礼遇士人。由此推断，三顾茅庐的时候随侍刘备的关张二人，按他们的脾气，要放火烧房子把诸葛烧出来见大哥的应是关羽而不是“待文士以彬彬”的张飞。
话题回到本文开头，为什么粤地商贩多供关羽神位呢，我想这一问题如果民俗学家来解答的话可以写上厚厚一本书。我个人以为，岭南自古蛮夷之地，文化落后，而又多奔走流离的商贩，他们之间难免为蝇头小利而尔虞吾诈。传说中关公忠义刚直，大概小贩们都希望其他同行象演义中的关公那么正直不欺，那样的话自己趁机做孟德之辈宁我负人也好多赚点儿铜板，这也符合国人阿Q精神的劣根性吧。
无论关公为人品性到底如何，人们的愿望终究是善良的，《水浒》中也出了个大刀关胜，同样是面若重枣，蚕眉凤目，手中偃月刀，以示关圣帝君有后，实际上，庞德之子随邓艾伐蜀，刘禅出降，小庞德“尽灭关氏族”，冤冤相报，可嗟可叹。国恨家仇，千载之下，关云长之面也不得不赤！
注释：关公，即三国时期蜀汉的关羽，字云长（见图）。当时他与吴国作战而死被封为壮缪候，在当地建庙供奉，唐代以后被视为人鬼。宋徽宗追封其为“忠患公”，佛教将其列为伽蓝神之一，道教传说关羽为老龙化身，列为张天师的神将之一。宣和年间封武安王，明万历时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17。“道”与“心”
——小论庄与禅的同异
庄与禅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中两大神奇而绮丽的瑰宝。它们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二者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点。辨明两者的关系，对于了解和掌握古代艺术哲学大有裨益。从其产生来看，庄子哲学是中华本土的产物，禅宗则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土之后，由中国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后而成的一个佛教变宗。从真正意义上讲，禅宗的产地是中国，只有当禅进入中国士阶层的精舍书斋之后，它才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并具备无形体系的禅宗。
庄子哲学的“道”与禅宗的“心”具有相近之处，在庄子哲学中，“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由“道”而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本身是万物之源，是终极，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而且，这个“道”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何芒乎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子·天下》）。“道”虽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测，但又不是主宰和统治人的东西，而是一种能赋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东西。人如果获得了“道”，即获得了无限和自由。
同样，禅宗的“心”也是一种神秘而“芴漠”的东西，“心”不是指肉体的心，而是一种哲学理念。禅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种自由和无限，也就是说，从“本心”出发，欲达到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最终达到存在的本源，获取对宇宙与人生的总体性根本认识，这种境界，即禅宗的“梵我合一”。所谓“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观。以此而论，在追求无限与自由这种境界的意义上，庄禅有共同的旨趣。
自然无为与任运随缘
在庄子哲学中，“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谈著述中，对“自然无为”的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庄子·大宗师》）；庄子进而认为一切人为有意的东西都会导致伤损“自然”的后果，他以马为喻，说道：
“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寒；食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诡衔窃辔。则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
马本自然之物，自由驰骋于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乐）却以自己的意愿约束破坏它的“自然”之性，驱之以役，束之以羁鞍，使马的自由天性遭到毁坏。因此，庄子主张一切任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有常然”。他进而又解释说：“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庄子把“自然”当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人们如果能以此“自然无为”当作准则，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庄子一生所赞美的“真人”、“圣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无为之道而达到绝对自由的典范。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
因此，人自身的“自然”是存在和发展的最高目的，人如果牺牲这一目的，追求功名利禄，那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茕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俱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齐物论》）。可见，庄子深刻提示了古代社会人的异化，显示出他对作为“人生之大美”的“自然无为”境界的深切热爱与执着追求，而这些也是后来古代诗词和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所求的境界。
禅宗的“任运随缘”同庄子的“自然无为”名殊而意类。对于枉然的做作追逐，惟政禅师曾加以嘲笑说：“佛乎佛乎，仪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禅宗太师们把世上的一切均视为“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磨偈）。
永嘉禅师曾言：“忘缘之后寂寂，灵知之性历历，无记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皎皎，惺惺寂寂是，无记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乱想惺惺非。……今言知者，不须知知，但知而已，则前不接灭，后不引起，前后继续，中间自孤，当体不顾，应时消灭。”这些玄而又玄的言语，其中真旨，便是道法自然而“无为无不为”的禅悟。而禅宗徒众参禅的方法，更是“自然无为”这种原则的具体表现，即所谓“著衣吃饭，屙屎送尿”的自然。如果违反自然，违反“任运随缘”的原则，刻意苦心去修什么“正果”，不仅无成，反而虚妄有害。《古尊宿语录》中记载：
“马祖（道一）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