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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惟陛下察之。”
其辞直争强，声色俱厉，而隋文帝只是不答。
事实上，这些人都把劝谏的出发点放在了杨勇“品行”上，因为杨勇性格的率意任情，所以，难免会犯品德上的错误。这是裴肃的出发点。而杨孝政的出发点是：杨勇的性格导致了他身边难免有小人，是这些小人误了太子。元旻更是基于杨勇品行有劣而导致小人进谗言的出发点劝谏。
三个人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对症下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隋文帝废黜杨勇的真正原因。
一事铸大错（1）
事情可追溯到开皇十八年（598年）的冬至，也就是快要春节之时，有司征召地方牧守和朝中百官到太子所居东宫朝贺。杨勇“法服设乐”以接受大臣们的朝贺，大肆热闹了一番。所谓法服，指的是儒家学说所强调的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为法服。太子穿法服本是想证明自己太子之尊严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讲，杨勇此举正是符合先王遗制的。这件事在“率性而为”的杨勇看来不过是小事，但在隋文帝那里却成了大事。
隋文帝闭着眼睛考虑了许久，他认为：太子没有权力以太子身份接受百官朝贺。那么，穿法服就是违背了封建礼制。其实，违背封建礼制的事，杨勇干得太多了，可这件事却让隋文帝不寒而栗。
他还没死呢！百官就敢张扬到去朝贺太子？这显然是太子以太子身份在拉拢自己的势力！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问太常少卿辛亶：内外百官朝东宫，古礼有之？
太常少卿辛亶听这话里有“杀气”，便偷梁换柱道：大臣们只是庆贺节日，并无朝。
隋文帝不吃这一套，气愤道：胡说八道。节日称贺，大家都是你来我走。怎么东宫居然聚集了那么多人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还居然要有司征召！
他觉得这是太子想皇帝位想疯了，遂下旨要太子绝不可再如此。这件事以后，隋文帝便对太子杨勇疑心起来。隋文帝明白，太子就是准皇帝。作为他这个真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准皇帝形成第二权力中心，而这第二权力中心是在他还不想解散第一权力中心的前提下形成。但凡一个人的利益有外来侵犯风险时，他都会小心谨慎，疑虑重重。隋文帝更是有百倍疑心。而他的这种猜疑之心并不是没来由的，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就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轻取帝位。
成功，不仅能给人带来宝贵经验，还是以防备别人重走自己走过之路的镜子。隋文帝轻松取得天下，在他看来，太子现今的势力和当初的自己不相上下。中国一千年来的弑父夺位历史顿时让他冷汗直冒。
所有这一切，让隋文帝对太子杨勇既愤怒又担心。过去施在他身上的恩宠只是因这一件事便收回了大半，而剩下的那一点也随着杨勇的奢侈和“率性”灰飞烟灭了。
杨勇可谓是“一事铸大错”。
古语云：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这两句古语在隋文帝和杨勇那里似乎都行不通，父亲对儿子是高估了，杨勇没有那么大的雄心想要立登皇位。他处东宫近二十年，二十年来毫无逾矩之举动。作为儿子、臣子，他是尽孝尽忠的。
杨勇对父亲却是一点也不了解，他不了解父亲对皇位看得那么重，守护得那么谨慎。事实上，早在开皇六年（586年），洛阳男子高德见隋文帝终日劳苦，便上书请他退位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隋文帝回答他：“我承天命来抚育苍生，每天孜孜努力，还害怕疏漏。怎么可以效法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
这话虽然有“抚育苍生”的堂堂大言在里面，但不难看出隋文帝还不想早早地把皇位交出来。在这件事上，杨勇可谓是失智之举，法服设乐接受百官朝贺，让父亲起了疑心。
皇帝的疑心从来都比平常人要重，因为他掌握整个天下。天下就像是一块看起来热乎乎的
蛋糕，拿到手里就不想放下。可是他脚底下的人都窥探着这块蛋糕，其实有的人只是害怕蛋糕掉下来砸到自己所以才小心谨慎地替他看管而已。但拿蛋糕的人却不这样想，有人抬头略看一眼蛋糕，他就觉得这个人要来抢。任何人都不例外，也包括太子。
杨勇被废黜后，其家人皆牵连坐废。杨勇的大儿子上表乞求隋文帝能让他担任宿卫，隋文帝心一软就要答应，可大臣杨素却说道：“小心圣心换来螫手啊。”隋文帝立即打消了念头。
由上述可以看出，废黜杨勇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隋文帝感觉到皇位受到了威胁。立杨广为太子不久，杨广入主东宫，他便下了一道诏书：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这道诏书有两个意思，第一，原来杨勇的部下不必以臣子之礼见杨广；第二，杨广的部下也不允许称臣于杨广。
其心思何在，昭然若揭。
太子生涯
史书对杨勇有这样一段记载：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后人修史，往往或多或少地带了点自己的感情色彩。这记载的最后一句“无矫饰之行”似乎就是针对杨广的“有矫饰之行”而发的。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到，从开皇元年（581年）被立为太子到开皇二十年（600年）被废黜，杨勇的太子生涯有三处大手笔：
开皇二年（582年），屯兵咸阳以备胡。
开皇六年（586年），镇洛阳。
另外，谏止隋文帝按检山东流民和北实边疆。
自此后，隋文帝让杨勇参决“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的所有事情。此时的杨勇还是颇得隋文帝信赖的，杨勇常在诸多事情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意见虽“多有损益”，但隋文帝都尽可能有限度地纳之。
为了让杨勇成材，隋文帝在其身边安插了诸多名臣谋士。太子太师观国公田仁恭、太子太保武德郡公柳敏、太子少傅济南郡公孙恕、太子少保开府苏威。这些人在辅助太子过程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隋文帝又把朝廷重臣李纲推荐给杨勇。隋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杨勇以后能不负自己所望，而撑起大隋江山万万年基业。
但隋文帝虽然为杨勇精心“布置”了这么多，可有一件事是不容质疑的。杨勇虽然参决诸多“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的事情，但大部分只是“参”，而“决”的权力都掌握在隋文帝手里。这并非说杨勇无能力办好一些事，而正是因为太有能力才让隋文帝不得不抓权！
大隋开创之初，隋文帝万事亲躬，日理万机，不分昼夜。乃至吏治得失，民间疾苦，他无不留意。试想，一个总想让儿子早日管家理事，自己却大事不放，小事紧抓，做这样皇帝老子的儿子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开皇十四年（594年），齐州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之尸道路皆是。当时的刺史、跟随隋文帝一起打天下的卢贲，借机抬高米价，大发横财。隋文帝大怒，将其除名为民。杨勇跟父亲说，此人有佐命之功，倘若这样废为平民，其他功臣该如何想？
隋文帝又是大怒，训斥他道：此人狡诈之极，不可不废。你替他求情，难道是他曾经跟你很熟吗？
杨勇只好作罢。
其实杨勇的劝谏点很不正确，隋文帝得天下之易，天下皆知。所以，也就无所谓开国功臣之说。杨勇想从这一点对父亲进行劝谏，显然违反了事实，也触到了隋文帝的痛处：天下是我一个人得到的，哪里有什么功臣？！
在开皇之初，隋文帝整顿官吏，煞费苦心，也痛下杀手。事实上，卢贲之罪实不应得被废为民之罚，“宽仁和厚”的杨勇正是出于此，才上谏。但得到的却是隋文帝的置之不理。这样的事例很多，总之，杨勇虽身为太子，又被隋文帝美其名曰：参决政事，但在隋文帝皇权的巨大阴影下，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隋文帝考虑的却不是这一点，他所考虑的是，作为太子的杨勇之位应是稳如
泰山的。也就是说，杨勇迟早要做皇帝，何必要现在急着“干预”政事呢？
在隋文帝看来，历来太子之位不稳的原因都是皇帝多女人，女人又生孩子，因为宠爱孩子的母亲而废黜了孩子。孩子一多，同父不同母，可算是半个兄弟，这就会引起他们之间的争斗。隋文帝得意的却是，自己的五个孩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亲兄弟不可能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