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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集》编者在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的处理上，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改正了不少传统的错误说法，如云梦泽、洞庭湖、郡阳湖、黄河、长江、海河的变迁过程都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新结论。这对于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进行国土整治的长远规划都具有积极意义。
《图集》不愧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一项重大成果，不仅是以往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制作的科学总结，也为今后进行编绘反映历史时期各种地理要素及其动态变化的专门地图和综合地图奠定了基础。
由于《图集》内部本的定稿正值“文化革命”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修订本中己尽可能作了增改，但限于时间，尚未能完全清除。另外，大多数地名主要根据文献资料定位，与实际情况不免有所距离；古代水道的复原更难十分准确；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有的只能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得到补充和修正。
《图集》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中央领导胡乔木等称之为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两项社科成果之一。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及港台报刊均有报道，《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历史地理》、《读书》等刊物先后发表多篇评论，一致认为《图集》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已取得的成就，是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图集》在历史学、地理学及相关学科得到广泛运用，目前在学术著作、工具书中的各种历史地图，基本上都以《图集》为底图，或据《图集》中有关图幅改编，绝大多数《图集》的画法和相应的依据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各类教学挂图基本都据《图集》中地图改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杰出的地理著作《禹贡》、《山海经》；以此为基础，很早就产生了一种重视历史地理的学术传统。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不仅记叙了西汉时代的地理，同时又是一部用西汉地理注释前代地名的历史地理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存古迹，述往事。唐宋以来传世的著名的舆地书，祖述班、郦，几乎无一不是由当世追溯往古。可以说，中国古代所谓舆地之学，审其内容，几乎都与历史地理密切相关。
重视历史地理，当然会导致历史地图制作的兴起和昌盛。中国古代制图史上的权威、公元三世纪西晋裴秀用“制图六体”制成的《禹贡地域图》，公元八世纪唐中叶贾耽用古墨今朱法绘成《海内华夷图》，都是世界地图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历史地图。此二图久已亡佚（见存西安碑林伪齐时上石的《华夷图》和《禹贡图》是贾氏图的缩本），而将近九百年前北宋符中税安礼所绘《历代地理指掌图》，“始自帝喾”。迄于北宋，“著其因革，刊其异同”，共有图四十四幅，至今犹有翻刻本传世。税氏以后直到清末，传世的木刻本历史地图集不下十余种。
清代集舆地之学大成的杨守敬，在其门人协助下，于本世纪初，编绘刊行《历代舆地图》线装本三十四册，始于春秋，止于明代，古今对照，朱墨套印，见于《左传》、《战国策》和各史《地理志》的地名，基本上都上了图，这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较前此诸图更为详细。杨氏之后民国年代所出版的几种用新法绘制新式装帧的历史地图，内容较杨图远为简略。
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地图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历史地理知识和绘制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人们迫切希望出现一部用现代制图技术绘制的详细而精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然而为什么直到解放以前，始终没有出过一部这样的图集呢？这主要是由于：一、详细而精确的今地图是制作详细而精确的历史地图的先决条件，而解放前的中国无论在技术还是在财力上都无法提供这种保证；二、历代疆界、政区、城邑、水系等各项地理要素的变迁极为复杂频繁，而文献记载或不够明确，或互有出入，要一一考订清楚，并在图上正确定位、定点、定线，工作量繁巨，需要大批学者、专家的通力合作，这在解放前的中国自然是很难做到的。本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倡导成立的禹贡学会，曾经把绘制这种图集作为学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可是限于经费和人力，经过三年多的时间，连用作底图的今地图还没有画全，就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中断，编绘历史地图的计划，终成泡影。实践证明，这一良好的愿望只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实现。
1954年冬，以范文澜、吴晗为首，组成了“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1955年初，开始在北京展开编绘工作。当时设想只是把杨守敬的图予以现代化，即：把杨图显著讹脱之处改正增补；把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的杨图的历史内容移绘到今地图上；把木版印刷的线装本三十四册改制成几册现代式的地图。“杨图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绘工作由复旦大学谭其骧负责，制图工作则由地图出版社负责。
工作开始后，就发现原设想是行不通的，“重编改绘”杨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历次杨图委员会会议上，对原计划多次进行修改，主要是这么几项：
一、杨图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地区，甚至连中原王朝都没有画全，而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几十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各少数民族在各个时期不论是隶属于中原王朝还是自立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所画的地域范围应该包括各边区民族的分布地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版图。
二、杨守敬是清朝人，他所谓的“历代”不包括清代，现在清朝已成历史，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朝代的疆域当然不能不补绘。
三、杨图以刊行于1863年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这个底图与根据现代测绘技术所制成的今图差别很大，想直接把杨图“移绘”到今图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根据历史资料重新考虑定点。
四、杨图内容的脱漏讹误处比我们开始时估计的要多得多，必须一一查检原始资料，仔细考核，并吸收近人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在以最新测绘资料制成的今地图上定点定线。
五、各史《地理志》对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往往混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制于一篇。杨图自汉以后各册全部径按《地理志》（或《补志》）编绘成图，一册之内，所收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制，相去或数十年，或百余年。为了提高图幅的科学性，不应受正史《地理志》的束缚，各时期尽可能按同一年代的政权疆界和政区建制画出，至少在同一政权的直辖区域内不容许出现不同年代的建制。
六、杨图把一代疆域用同一比例尺画成一大幅图，然后分割成数十方块，以一块为一幅，按自北而南，自东而西次序编排装订成册，一个政区往往分见于前后几幅图上，查阅极为不便。应改为按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或地理区域）分幅，各幅按其内容的不同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
随着原计划的逐步修改，工作量当然也就相应地成倍增加。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为各史《地理志》记载所不及，全凭从诸史有关纪传和有关群籍中搜集地名，考订方位，编绘的难度更有过于中原地区。同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工作中的崎岖曲折远远超出事前的预想，光是底图，就改换了四次之多。每一图组开编时定的编例，在编绘过程中一般都得作出若干改变。这样在探索前进中不得不用去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编绘、制图队伍也相应地逐渐扩大。1957年编绘工作移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内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两三年内陆续增加到二十多人，从而在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又陆续邀请了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等、南京大学韩儒林等、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冯家昇等、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