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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江接了伞转身走了。罗雪站在门口，招呼着天天去吃饭，天天回头，看着父亲走远，像是有某种预感一样。事实上，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父亲，3年之后，他的母亲也离开了他。没能够看到他们的儿子长大，也没能够看上一眼他们为之流血牺牲而打造的新中国。
上海警备司令部是个大院子，分办公区和家属院。钱之江走过哨兵身边时，天上又打了个雷，接着便下起雨来。
钱之江撑起了伞。
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向他迎面走来。
大雨滂沱。
这是一幢红砖白缝的楼房，屋檐的下水管是三十年代常见的那种铅灰色的梯形铁皮管，俗称洋铁管。这根贴在墙上的下水管自上而下，里面有流水的声音，自弱到强。准确说，是由依稀变得清晰。电缆从铁管出来，又顺势钻进墙脚。一双男人的手正在做把电缆从水里垫高的工作。末了，这双手从脚边搬起一盆花，盖在上面。这里放着一排花，如果说刚放上去的那盆花是为了掩盖电缆，成排的花则为了掩盖这盆花负有的秘密。
男人穿着雨衣，粗大的雨点劈头盖脑打在耷拉的雨帽上看不清他的脸。放好花后，他搓了搓手，目光顺着洋铁管往上爬，最后停落在顶楼的两个窗户上。这两个窗户外各挂着两只造型特别的鸟笼，它们其实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无线电系统的发射和接收天线。
男人走进楼里，又走进一扇门上标“危险有电”的变电房内。
男人立在一排柜门前脱下雨衣，打开一扇柜门，将头探进柜门，仿佛是要挂雨衣，结果是整个人都钻进了柜门，并且从里面关好了柜门。毫无疑问这里是地下室，地下组织的无线电报房便设在此。
几乎没有什么光亮，有的只是从隔板的缝隙和门的布帘间透过来的几缕光。昏暗中有个明亮而喜悦的女声，在对一个模糊得难以分辨的身影说话。
“老虎”问：“他一定是中央委员，你认识他吗？”
身影坐在沙发上，头仰靠着，是一种很累或者休闲的样子。听了对方问话，他慢慢直起身子，声音厚实、老道、舒缓，还有点疲惫，和女人的声音形成鲜明对照。
罗进：“我不知道认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他，因为我就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中央委员这不重要，他这次是以中共中央特使的身份来上海召开会议的。”
“老虎”情不自禁地：“你说他是党中央的特使？”
“‘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开始疯狂杀戮共产党员，三天之内，300多人被暗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逃亡。1927年，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灾难深重的一年。而1931年，则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叛徒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紧急撤离上海，上海的地下组织几乎群龙无首，发往苏区的情报也一度中断……”
“老虎”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可这下好了，我们又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
罗进面色沉重：“但任务也更艰巨了。”
“老虎”连忙问：“什么任务？”
“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重创，但地下斗争仍然在无畏而卓越地坚持着。正是由于我们将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苏区中央，所以中央需要我们提供敌人下一步的军事情报。”
“上海只有我们这一部电台了。”
“特使就是为此而来。”
“老虎”问：“来取情报？”
“更关键的，是要重建我们跟苏区中央联络的通道，振奋上海地下工作的活力和威力。上级要求我们从今天起，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听上海军方与南京高层之间的无线电联络，获得特使会议的任何消息都要及时上报。”
“老虎”调皮地：“是上报给‘彩云’同志吗？”
“你知道的太多了。”
“谁叫我是译电员呢？所有电报都从我手上过，不知道是假的。”
“是啊，什么都瞒不了你，也离不开你。”
手电筒光一闪，有脚步声从楼梯下来。
罗进问：“怎么样？有问题吗？”
楼梯上的人边走边说，他就是刚才在外面整天线的人，年轻时的铁院长，地下电台报务员，代号叫“火龙”。他回答：“因为雨水冲刷，天线的接口松了。”
三人都起身，钻进布帘子里。
钱之江走过了一栋高三层、U字形的办公楼，一辆三轮摩托车飞驰着超过了他，停在左侧楼前，那是特务处的办公地。
特务处处长黄一彪正站在楼前与人说话，看见车上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下来，正是摔伤被活捉的“断剑”，问：“其他人呢？”
便衣跳下车：“报告处长，只有这一个活的了。”
黄一彪大声地问道：“有跑掉的吗？”
“应该没有，都被打死了。”
黄一彪“哦”了一声，走到“断剑”面前。“断剑”显然刚挨过打，嘴角还流着血。黄一彪假惺惺地掏出手绢，拭去了他嘴角的血，说：“有必要为几个东躲西藏的土包子流血嘛。我说这位先生，长相很斯文，实在象个读书人，为什么不放聪明一点儿，好汉不吃眼前亏呢！生命乃父母所赐，万不敢轻待之。”
“断剑”凛然的样子，不看黄一彪。
黄一彪嘿嘿一笑：“都这样，开始还挺有骨头，但我会叫你变成软骨头的。”
钱之江从“断剑”身边过去，雨顺着伞沿，往下滴答着水珠。钱之江已走过他们，看不见他们了，只听到黄一彪喊了一句：“带进来！”
特务押着踉跄的“断剑”进了楼，几乎是被拖了进去。
钱之江也到了机要处的楼前，他收起伞，甩了甩水……
里面空间比外面大，有十来个平方，但东西也不少：收报机、发报机、发电机，各种机器的空纸箱子，桌椅、沙发等。这里的东西大多应急而来，但来了以后好的、坏的都留下来了，久了就有点儿像个废品仓库，说明他们已在此工作时间之长。“火龙”走到工作台前，先理了理两股电缆线，然后坐下，操作起机器，给人一种如入无人之境、一切都在他得心应手中的感觉，每一个动作都是无意的，但又是从容的，尤其是他一手转动频率旋钮，一手随时准备抄收的那个感觉，更令人叹为观止。各种调子不一的电台声音在他停停续续的转动中纷呈。
突然，某个特定的调子出现了，“火龙”的左手硬在那里，右手随之动。稍作记录后，他高兴地叫了一声：“没问题了，他们正在呼叫联络。”
“老虎”看看闹钟：“可还没到联络时间呢！”
“火龙”：“这说明有急电要发。”
罗进看着他们，随之响起了“滴哒滴哒”声响。
“老虎”是年轻时的丁阿姨，地下电台译电员。那个时候，她与“火龙”刚刚结婚，还没出蜜月阶段呢。罗进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电台负责人，代号“白兔”。因为是大高个，又是领导，组织内部人都喊他“大白兔”。他和安在天的母亲表面上是兄妹关系，所以也是天天的“舅舅”。
同样的“滴哒”声也在这里响着。报务员是一个年约25岁的姑娘，名叫裘丽丽，她当时脱岗正在一旁偷着煮咖啡，听到“滴哒”声后，赶紧跑了过来。钱之江恰好从外面进来，随口问道：“有事吗？”
裘丽丽发着牢骚：“这不刚上班就有事了，现在又不是联络时间，瞎叫唤个什么？”
钱之江：“这说明有急电要发，注意守好。”他阴沉的脸，声音冷冷的。
裘丽丽不时回头看着咖啡。
国军的机房是很象样的，同时有三个报务员守着三台机器，还有一个值班组长。钱之江问组长：“今天你值班？”说完，看值班记录。
咖啡“扑”了。裘丽丽想过去，这边“滴哒”声却不断。钱之江走过去，把咖啡拿开了……
与此同时在南京一个机房内，“嘀哒”声不变，一只手在不停地发报。突然，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摁住了发报者的手。
发报者吃惊地抬头看他。“白手套”说：“更换频率，增加一级密度！”他的口气不容置疑，声音是冷的，背影也给人一种冷的感觉。
发报者问：“这……换……多少？”
“这要问你。”
发报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准备翻找，却被“白手套”甩到一边。
“白手套”：“你以为这联络表那么可靠吗？你有共党就不可能有？”
发报者无所适从。
“难道你们每天联络就没有一点儿默契？这是一份绝密又绝密的电报，绝不能让共党截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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