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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己正倾侧着
在一条至多可供C— 4F 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
飞机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
得粉碎，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这意昧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
胎并运到朝鲜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
次事故则加深了我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
事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气上也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
边上的山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
想，我们的驾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安然无恙
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
继续向“怀俄明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
角地区的集结情况。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
们加进了一个向“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
得无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被迫停止进
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
到适当的位置上。
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
规定的多道调整线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
大限度杀伤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 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
弗里特将军，我则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
我坚持不住在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
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
势，企图最后一次竭尽全力将我们赶人大海。
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
们任何一支为数可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
重大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
和大片土地外，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
做到这一点。由于一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便很危险
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
四月二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
（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将军转达了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
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
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
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
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
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
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已经毫无道
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
通过美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
他坚持说，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
我实在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
献身的典型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
将入侵者赶出朝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是如何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
象麦克阿瑟在我指挥第8 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
远离战场的指挥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
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
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
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
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
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要亲自分别与第8 集团军的各个军
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
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
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
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
传达的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
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
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
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
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 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
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
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 集团军司令在“犹
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
在任何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
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
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
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
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
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
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
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
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
宫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面仅仅给下级以执行具体任
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
我始终认为，对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
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
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
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的上级指示；
另一方面，又要象对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
行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
级赋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
划，并使之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
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
指出的方针，即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