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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政治人物为了在激烈的选举中取胜，利用黑道势力，打击对手，造成选举活动中黑道势力猖獗与泛滥。这与国民党在选举中提名黑道人物直接参与选举有所不同，主要是利用黑道势力在选举过程中保驾护航、买票、监票或以武力威胁对手等。有学者指出，黑道在选举中的角色“不外是候选人随身保镖，或坐镇竞选总部，或担任因选举引发纠纷的鲁仲连角色，或从事布桩买票的桩脚。”
“松联帮”兄弟参加“四海帮”老大葬礼黑道势力称霸一方，掌握一定的选举票源，为不少候选人所看重，便利用黑道势力为自己辅选。除了聘请黑道大哥当保镖外，就是让黑道兄弟负责拉票与监票。一般黑道大哥手下有不少兄弟，通过这些兄弟可以拉到不少选票。同时为了保证花钱买的票能够投给自己，而不发生“跑票”，就需要黑道兄弟扮演“监票”的角色。
有些候选人利用黑道大哥以种种手段进行威胁恐吓，给竞选对手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如在１９９６年“总统”选举时，退出国民党的郝柏村和林洋港合作参选，便受到来自黑道势力的威胁。１９９５年１２月，郝柏村与国民党非主流重要人物接获一份黑道机密资料，有人以每人２５万美元的高价收买日本黑道，准备赴台暗杀国民党非主流元老。这显然是竞争对手李登辉支持者运作的结果，绝非黑道兄弟的自觉行为。
黑道漂白大观（2）
由于黑道人物的介入，每到各种选举前后，与选举有关的各种暴力事件就不断发生。如在１９８２年底乡（镇）市长及县市议员选举中，全省发生重大流血暴力事件有云林、彰化、桃园等６个县市。在１９９０年“立法委员”与县市长选举中，暴力流血事件蔓延了台中市、云林县等１５个县市，占台湾２３个县市的６５％。在选举期间，发生候选人或助选人员被杀害、纵火、殴打、绑架、恐吓、勒索等暴力事件十分普遍。以１９８２年的台湾乡镇市长（第九届）及１９８６年乡镇市民代表（第十二届）为例，全省乡镇市长、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及代表，遭杀害、杀伤、殴伤、恐吓、勒索、挟持等案件高达５１起。上述乡镇市长及代表会代表等任内，涉及打伤助选员、贿选、枪械使用、勒索、伤害、开设赌场、妨碍公务等案件，以致被收押或判处徒刑的案件，高达１４７起。在１９８９年“立法委员”选举期间，发生选举暴力事件４５件，遍布１４个县市。在这些暴力事件中，共有４位候选人或助选人被杀害；２位候选人遭绑架；１１位候选人遭电话或刀枪恐吓；有５位候选人被殴打、住房被破坏；有６件相关的纵火案与勒索案。可以说每到选举，岛内便是血腥风云，枪声不断，暴力事件频传。
黑道介入选举，一般而言，视其黑道帮派性质而略有差异。台湾黑道有社会型黑道、经济型黑道与政治型黑道之分。社会型黑道是以勒索、恐吓、威胁等索取金钱为主要目的，常以流窜型黑道分子或本地黑道与外地黑道结合进行，是选举血腥暴力的主要来源，给候选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经济型黑道多从事非法与合法的事业，介入助选则是以威胁、强迫等方式进行买票、盯票与护票，对选举结果影响甚大，与黑道及派系无关的中产阶级精英很难在这类选举中获胜，而有实力的黑道分子或黑道支持的人物则常常当选。政治型黑道是台湾黑道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由社会型、经济型黑道发展而来，这些黑道兄弟不是具有刑事前科或犯罪记录，便是曾被地方警察局列管的黑道分子。政治型黑道多半是本地黑社会出身，他们介入政治的途径就是通过参与选举进入地方政坛。
政治人物为获得黑道势力的支持，需要经常与黑道大哥往来，以建立关系。在台湾，只要有黑道大哥被杀或去世，其葬礼之隆重，前来祭奠的高官之多，不亚于任何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葬礼。如前几年彰化县一位黑道大哥因黑吃黑被人开枪打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竟是国民党的前“立法委员”，副主任委员是院长级的高层人士，参加葬礼的更是高官商贾云集。在１９９６年初又一位黑道大哥的葬礼上，台湾三大党均有要员参加。
政治人物何以不怕社会舆论谴责而敢于公开参加黑道人物的隆重葬礼？道理很简单，黑道大哥是地方一股政治社会势力，对选票有重要影响，许多政治人物就是靠这些大哥的支持当选的，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若不在葬礼中有所表现，这些政治人物在下次选举中就别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参加黑道大哥的葬礼，不过是政治人物经营、建立基层势力的一种必要手段而已。其实不仅在黑道大哥的葬礼中，而且在与黑道人物相关的红白喜事中，均会有政治人物的光临或送礼。在许多不同场合的宴会上，或在私下的聚会活动中，黑道与商贾、政客相互称兄道弟，往来密切。
每到选举，台湾当局也会进行扫黑，但这只是给民众做样子，抓一些黑社会的小兄弟，而不会真正触动有势力的黑道大哥，甚至还要用这些黑道大哥为自己服务。一位黑道兄弟说：“以前选举也会扫黑，政府说是清跑道，但我们真正有影响力的兄弟根本不必理会或跑路，因为候选人需要我们，会设法维护我们安全。有的兄弟自己跳出来参选时，警方还要派员保护他们。”即使因扫黑而逃到海外的黑道分子，也不忘关心岛内的选举活动，在选举期间便打电话回台湾，向亲朋好友拉票，支持他们的候选人。有些黑道人物交代在岛内的小兄弟前往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处捐款或暗中客串保镖。
国民党与黑道的关系之密切，甚至超过黑道兄弟之间的关系。在一次“立法委员”选举中，“四海帮”老大“大宝”陈永和，不支持自己的兄弟蔡冠伦，反而支持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足见国民党对黑道人物的依赖程度。１９９４年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上层通过警界高官请该帮“大宝”陈永和召开帮派首脑会议，动员江湖好汉支持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大宝”鼎力相助，动员兄弟支持。但后来李登辉改变策略，采行“弃黄保陈”（放弃黄大洲，改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共同对付可能当选的新党候选人赵少康），结果让陈水扁当选，这让“大宝”非常生气，大骂找他帮忙的国民党党工和警官不是东西。
黑道人物出钱出力支持国民党候选人或其他政治人物，当然是希望有所回报，不仅希望能得到各种经济利益如工程承包、经营企业，而且一旦兄弟犯案出事，以便有这些达官贵人能为自己说情护航，保护自己，或者重刑轻判，轻刑不判。这才是黑道与政治人物相互利用关系的本质所在，也是黑金政治共生结构存在的条件。
黑道入主“民主殿堂”（1）
议会是民主政治的象征，是最重要的立法与监督机构。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议会却成为黑道人物积极争取的目标，黑道大哥纷纷进入各级议会这个民主的殿堂。
台湾民意机构设置称得上健全，从基层的乡镇市民代表会，到县市议会与省市议会，再到中央级的“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意机构体系。然而，这些为民说话、代民行使职权的民意机构，却成为黑道势力的天下。
台湾各级议会内有多少黑色背景的民意代表？可能无人能说清楚。但议会处处有黑道是不争的事实，这连台湾官方都不得不承认。台湾“警政署”调查指出，台湾黑道老大参选民意代表自20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日益普遍，不论中央与地方均大有人在，地方基层尤甚。据20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一份调查报告，自桃园县以南到屏东县的西部海岸共有１１个县市，占台湾县市总数的５７％，黑道分子通过选举纷纷进入乡镇市代表大会、县市议会，甚至当上乡镇市长、县市议会议长，特别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彰化县、高雄县、高雄市与台南县，出身黑道的议员平均占总议员人数的２５％，云林县更高达４０％。
台湾前“法务部长”廖正豪在１９９６年“立法院”一次质询中首度公开表示，有黑道背景的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约占1/3，省市级黑道民意代表超过民意代表总额的1/4，“中央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