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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在怀念之庭上的28788个名字中有这样的两个：
华伦·厄尔·沃恩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尉得克萨斯州
沃尔霍夫·劳埃德
美国海军后备队无线电接收员堪萨斯州
吉米·戴伊总是想出人头地，因此在硫黄岛上牺牲的飞行员中，他是惟一一个被单独安葬，似乎显得很恰当。吉米的遗骸被葬在了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茂盛的草丛中他的墓碑上写着：
詹姆斯·韦斯利·戴伊Jr。
新泽西州
美国海军ARM3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5年11月27日～1945年2月25日
人们也在其他的地方为两名飞行员树立了纪念碑。迪克·沃尔霍夫的名字被刻在了他家乡堪萨斯州克莱森特的格林五德公墓的一块碑石上。如今当学生们走进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史密斯·卡顿中学大厅时，他们会看到一幅由照片构成的拼贴画，画中在二次大战中阵亡的60个人都来自这所小学校。照片中的一位帅小伙就是牺牲的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他喜欢金发女郎，他知道此去不会复返。
有两名飞行员没有纪念碑。没有人清楚同迪克·沃尔霍夫一起战死的B…24战机的飞行员的身份。当格雷迪·约克在父岛的墓穴被打开时，里面什么也没有，由于疏忽，格雷迪的名字一直没有被写入“怀念馆”。这个虔诚的孩子本希望人们能为他祈祷，可现在人们却没有地方这样做。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战争的代价（5）
在收到最初的失踪电报后一年内，邮递员将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能作为纪念的东西带来了，但没有新的消息。飞行员们的战友、教官以及指挥官们的一封封来信，记述了这些勇敢的孩子们当初可爱的一幕幕，但没有给这些焦急的家人们真正的希望。每次当海军方面有信寄来时，母亲们的心就怦怦直跳，但每次信封里面都只是一些陈词老调。每一位母亲都要签收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们的孩子在最后一次起飞前留在船上个人小橱柜里面的东西。马弗·梅尔尚留下来的东西包括《圣经》、飞行日志、钥匙环、笔刀、通讯录、拖鞋、带鞘的军刀、运动裤和装着身份证、照片及55。28美元的一个钱包。当迪克·沃尔霍夫的随身物品被送来后，他的母亲并没有立即打开包裹。“我想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再打开，”劳拉·沃尔霍夫对她的妹妹讲。
1946年2月，也就是在他们的儿子死后一年，华伦·厄尔的家人收到的电报和信件中仍旧在重复着堀江少佐的谎言。埃维收到的电报称华伦·厄尔已经：
死于1945年3月15日针对父岛列岛大村的一场空袭。他在海军陆战队的档案中被记录为在行动中牺牲。关于对其遗骸的处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查。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同情，希望您能接受。
有些人相信了这些消息，有人则不信。在得知了华伦·厄尔牺牲的消息后不久，他上高中时的朋友哈罗德·沃特斯就去看望了他的母亲。华伦是她惟一的孩子。“她一直使他的房间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沃特斯对我说。“她没有动一件东西。埃维不接受华伦死亡的现实，她说她知道他会回来的。”
在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百老会长老制教堂，人们为弗洛伊德·霍尔举行了纪念仪式。“我们将弗洛伊德的照片和鲜花一起放在了祭坛上，”他的妹妹玛吉告诉我。“只看看照片，太让人难受了。”迪克·沃尔霍夫的姑妈鲁阿·斯特雷特说，“我们在教堂为迪克举行了纪念仪式，但没有遗体，这太令人难过了。”
“1946年6月，我在《生活》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父岛以及在那里发生的酷刑等事情，”吉米的弟弟龙尼·戴伊告诉我。《生活》杂志中的这篇文章提到立花将军及的场少佐处死了“在父岛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更可恶的是，他们竟被日军吃掉了！”有证据表明这些飞行员曾被暴打、被刀刺伤，然后被砍头，他们的尸体遭到肢解，他们的肝脏被用来做日式火锅料理“寿司烧”，肉被切成一条一条的用来调汤。
“我的母亲看了《生活》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后变得歇斯底里，”龙尼·戴伊说道。“她整年地哭，从未从这件事的阴影中摆脱，从未恢复到以前那样，她的一生不得不在医生的护理下度过。”因为文章并未提及任何美国人的名字，只是粗线条的对传闻的细节进行了描述，因此使得亲人们的心理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不确定状态。戴伊先生后来写信给海军方面请他们不要再向他家寄信了，因为他妻子已经为此精神失常。后来，吉米所在的海军部队记录处说，“以后信的地址应寄给‘地方退伍军人服务办公室’，由他们和戴伊先生亲自联系，这样母亲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遭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了”。
最后，在飞行员牺牲一年半以后，他们的家人在1946年秋收到了海军方面寄来的有关他们死亡的信件，当然信中的内容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信中描述了孩子们被击落的过程，但很少有细节描述。例如说吉米·戴伊被派遣到夜明山无线电台帮助破解信息；迪克·沃尔霍夫在父岛存活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马弗·梅尔尚被火化并被安葬在大村公墓，1946年1月20日被挖出来运到父岛后同年11月14日被再次安葬。而关于他们被砍头以及尸体遭到的凌辱则只字不提。
许多年以后，我得到了有关在父岛牺牲的飞行员们的军队服役记录。这些记录至今仍禁止向其家人们透露。至于我得到消息的来源，我已经答应不公开了。他们的服役档案清楚地表明谁曾遭到刺刀刺，谁被砍头甚至被日军吃掉。尽管母亲们不顾一切地恳求，以期知晓他们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关细节从未向其家人们公开。
一些家庭将痛苦藏在心底，那种巨大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对弗洛伊德的回忆就是沉默，”他的弟弟詹姆斯后来告诉我。“那时没有心理咨询，我们都把它埋在心底。1955年，我的父母去看了他的坟墓，关于这他们没说太多。”
其他的家庭则选择宣泄内心痛苦的方式。马弗的死使得他的家庭走向分裂。没有尸首，几乎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专家咨询，使得他们没有发泄的途径。马弗的父母老霍伊特、克拉赖娜以及他的哥哥小霍伊特本来就酗酒，现在更是整日借酒消愁。作为幸存者，小霍伊特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内疚感，当初就是他说服弟弟参军的。一天晚上在喝过几杯酒后，克拉赖娜的话使得小霍伊特感到更加痛苦，“我真希望当初是你死了。”
老霍伊特和克拉赖娜放弃了都市生活，他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教堂峡谷；住在沙漠边上的一个车库里。他们在电炉上做饭，睡简易床，借酒消愁。一位亲戚告诉我，“克拉赖娜有一次曾在沙漠里游荡了几周，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像许多父亲一样，老霍伊特把苦痛藏在了内心深处，从不外露。1951年他死于心脏病，享年59岁。克拉赖娜于1955年去世，也是59岁。在她的死亡证明上，死因一栏为“肝硬化”。在病情时间状况一栏只有一个词：“好多年。”
小霍伊特后悔劝说弟弟参加海军，他从未从这种内疚中摆脱出来。1958年他去世了，年仅38岁。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他已患肝硬化三年多了，并且还有十年多的酒精中毒史。
小霍伊特将他的父母葬在了马弗墓附近的圣菲国家公墓。为了表示他的内疚，他没把自己和家人们葬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加利福尼亚洲的英格尔伍德纪念公园。
许多年以后，我和小霍伊特的三个女儿进行了一番交谈。现在她们都已经50多岁了，尽管她们对父亲对叔叔的遭遇的感受有些模糊的认识，但关于马弗是怎么死的，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一直以为叔叔是死于飞机坠毁。
我告诉苏珊·梅尔尚，她们的父亲知道叔叔并非死于飞机坠毁，叔叔在落到父岛列岛的时候还活着，然后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苏珊说：“这就是为什么小时候，总是看到父亲一个人晚上坐在房间里，在黑暗中吸烟、喝酒、抹眼泪。”
和其他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不一样，约克一家并未保持沉默，而是常常议论起格雷迪。“母亲总是哭，并且常常讲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格雷迪的妹妹珀尔·迪芬德弗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