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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没跟他多说话，”岩竹说，“上边告诉我们要小心。”但不久两个美国出生的小伙子，刚20出头，就建立了深厚友谊。“我告诉他我是夏威夷人，”岩竹说，“他说他是得克萨斯人，他是一个很友善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尽管他是战俘，他却常常给我们讲笑话。”几十年后，岩竹还能记起华伦的幽默来。
一个粗俗农村小伙接受一位世故姑娘的邀请，去她家做客，她请他坐在沙发上，开始演奏钢琴。她家的狗费多爬在沙发底下。
小伙子肚子胀气。他想，如果他将屁悄悄地放进沙发里，没有人会听到。
姑娘停下来，叫了爱犬一声：“费多。”
然后又开始演奏了起来，笑容回到了她的脸上。
小伙子以为姑娘被他糊弄过去，又悄悄地来了一回。
“费多！”姑娘叫道，就又弹了起来。
又是一声响屁，以为就此结束。又是一次。
姑娘喊起来：“费多！赶快走开，省得他又冲你来”。
第六部分第十六章 火战（2）
华伦没带手铐，没被捆绑，与电台的人打成一片。华伦和岩竹在靠着墙的一排无线电设备旁收听信号。海员住的上下铺靠着对面的墙，外面是一间做厨房用的简易小房、一间浴室和一个散兵坑做厕所，附近山里还有一个大防空洞，美国飞机经过时就躲进洞里。包括华伦在内，所有人干活、吃饭、睡觉都挤在电台的那个大房间里。
“我们监控时，有一盒硬硬的饼干，”岩竹说，“饿了的时候分着吃，因为不时要遭到轰炸，我们没法种植任何东西。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罐头、鱼、牛肉、豆子、米饭之类，我们也用一些晒干的东西用来做饭，比如干菜、干豆子、干豆腐。”
这一切对华伦肯定就像梦一样。在距东京600英里的小岛的夜明山顶上，他四周是敌人，他一定觉得他离家乡得克萨斯太遥远了。他头上带着耳机，听美国家乡的消息，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关注来自家乡的消息。他脚打着拍子，唱着安德鲁斯姊妹的流行歌曲《别把我围住》，听着“希望鲍勃”的笑话，也密切关注伦敦广播电台沃尔特·克龙卡特播放的关于欧洲战事的新闻。
“我们收听战舰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岩竹回忆说，“我们听海军上将哈利讲他炮轰日本的故事，我们听东京玫瑰电台播放的美妙音乐和美国之音新闻。”有一次，吉井大尉碰到玉村在听一个喜剧时放声大笑，“吉井让我翻译出来，”玉村说，“喜剧翻译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记得有一次收听平·克劳斯贝的节目，”岩竹告诉我，“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平的两孩子在做节目，这两个孩子对西纳特拉说他们不喜欢西纳特拉，因为‘父亲说你拿走了我们的面包和黄油’。”
华伦收听了许多信息，但却不愿讲出实质性的情报。岩竹和玉村掩护他。“我常对吉井说，华伦工作很努力，因为不愿他被处死，”玉村说。
但是每个带耳机的人都能听到有关附近硫黄岛上的屠杀报道。日军情报明确显示美军正在歼灭日军，美军方面的消息谈到截获的土地和日本人的伤亡，美军向硫黄岛的进攻意味着华伦和俘虏他们的人的死期就要到来了。
“我们听到来自硫黄岛许多令人疯狂的情报，”岩竹说，“有一次我听到轮船上的叫喊声，‘紧急情况，我们已被神风队击中！情况紧急！’我们还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一种电码，但不是用英语发出的，直到战后我才知道这是用纳瓦霍人的代码发的。”
小伙子天天忍受着夜明山顶电台遭受的空袭。“到处是弹坑，”岩竹对我说，“伴随着轰炸有一种无望的感觉。我们随时准备着跑出去找庇护所。”
有一次，一枚炸弹就在电台的窗外爆炸，“我们去摸了一下阎王鼻子，”岩竹说，“华伦跑出去挥着拳头朝美机叫骂，你们这些婊子养的。”
华伦留给他的俘获者的印象是满脸勇气。
“我从未听他说过对自己的安危担心，但他却常牵挂他的伙伴（弗洛伊德·霍尔）。”岩竹说，“他会问：‘真想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
岩竹又说：“我感到他惟一的痛苦，就是在谈到他女友的时候。他说‘等完成这次任务，我就和她结婚。’只是在那时，他才流露出焦虑不安的样子。”
“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岩竹告诉我，“一天晚上我们摸黑进浴室，我近视，摔到一个深六英尺的弹坑里，华伦把我拽了出来，不停地问：‘你没事吧？受伤了吗？’他就像是营救他的亲密朋友一样，对我这个伙伴表现出真诚的关心，后来我们用热水浸泡到脖子，‘感觉好极了，’华伦说。”
一天晚上，三个神风队飞行员登上山顶，正好碰见这个海军飞行员，他们听说华伦驾驶过一架“海盗号”飞机。
“我当翻译，”岩竹回忆说，“神风队队员问，‘如果我击中你的机尾，你怎么办？’华伦站起来，他的身材比这些日本人都高大，他用手比划着如何将飞机翻滚着离开他们的飞机，他很急切地传授他的飞行技巧，他们谈话就像是飞行员同行而不像敌人，看得出来他们很尊敬华伦。”
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捕的美国战俘飞行员中，华伦和弗洛伊德·霍尔得到了最仁慈的待遇，他们那些被关押在日本的弟兄们，境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比尔·康奈尔这位“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的人”和查理·布朗这位在2月16日空袭东京时被击落的飞行员，关押在横滨外的大船战俘营里，大船关押了大约80名战俘，这是一个不甚牢固的三层木制结构楼房，每个单间是八英尺长、六英尺宽的小牢房。
“我们关在牢里时，只能坐在地上，”比尔说，“我们铺盖卷里的那几条棉毯子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取暖，整个冬天我们都在挨冻。”
每天早晨所有战俘必须由卫兵领着做健身运动，他们首先面向日本皇宫站好，向天皇鞠躬。
“第一次我没有和别人一起鞠躬，”查理回忆说，“这时身后有人对我说，‘傻瓜，边鞠躬边吐唾沫！’我鞠躬了，看到其他战俘也个个边鞠躬边啐唾沫。卫兵没有看见，因为他们也在鞠躬。”
日本人粗暴地对待所有关押的战俘，但飞行员所受的待遇又是粗暴中最粗暴的。在大船，战俘飞行员得到的食物只是分配给普通战俘的三分之二，“日本人的食品本来就极度匮乏，”查理说，“战俘给得少，我们更少”。在大船最初几天，查理喝到一碗带一条大青虫子的汤，他气得把汤泼到走廊里，“结果两个美国兵为了抢那条虫子撞了个正着，”查理告诉我，“他们待在那儿的时间比我长。那是我扔掉的最后一条虫子。”
“我们每天都聊吃的，”康奈尔回忆说，“当你每时每刻都觉得饥饿难忍时，就得靠聊吃的来打发时间。”
比尔和查理描绘他们在大船的饭食“几乎全是热水”，还有其他能弄到的大量的配料，比如黄瓜、土豆、鱼眼、大麦。“有一回，我弄到一个鸡翅，”查理回忆说，“我慢慢地嚼了好几天，这是惟一还能嚼一下的东西，我盼望着能够增加点体力的食物。我体重减少了43磅，出来时只有97磅。”
飞行员们在那六个月里从没机会洗衣服，一月洗一回澡，也只是一小碗水和一片小肥皂。在审讯中，飞行员还经常挨揍。
“他们还让我们评出哪个是好警官哪个是坏警官，”比尔告诉我，“如果我们说卫兵是坏家伙，审讯员是好人，审讯员会给我们一支香烟。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答案，卫兵就打得我们死去活来，”查理回忆说，“审讯紧张恐怖，我听说战争初期更糟糕。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也许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审讯不像当初那样残暴的原因了，但也够狠的啦。”
审讯者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些人还在美国留学工作过。飞行员奥斯卡·郎就是在大船战俘集中营体重由160磅减到118磅的小伙子，日本人让他说出以一所名牌大学命名的美军航空母舰的名称。审讯员提示他这所大学在新泽西。“我仍然记不得那名字，”奥斯卡·朗说，“审讯员极为恼怒，问我是否知道美国是否有一所叫普林斯顿的大学，然后他同我吹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