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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杜立特尔空袭令日本大为恼火，于是他们展开了生物战。日军于1935年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那是一个隐蔽的生物研究中心，在那里，日本医生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做试验。“日本人在那里从事细菌战的试验与研究。他们把中国人抓来，像对待小白鼠那样给他们注射病毒，令他们感染上鼠疫、肺炎、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梅毒等疾病。”松本广史还记得当时日本人是如何往中国囚犯身上注射病毒的，然后又是如何把他们的身体当作细菌培养器的。“五六个月后，”松本回忆说：“这些人的身体里就会培育出我们想要的细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取他们的血了。取血的方式就是在他们的腹股沟处切开一条口子。那些被试验者直至最后一滴血滴尽的时候仍然还活着：身边的士兵或是军中临时工作人员就会站到他们胸口上向下压他们的肋骨，或是使劲儿在上面跳跃。这样重复几次之后，肋骨大概就会碎了。我能听见那些骨头断掉的声音。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最后一滴血取尽。我说的这些都是真事儿。”
日本人为了发泄心头的怒火，开始在华东地区喷洒霍乱、伤寒和鼠疫病毒，这使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受害者的总数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人们可以从一幕惊人的场景中得到一个总体概念。“据报道，在一次生物武器袭击中的最后关头，由于风向的改变，导致1700名日本士兵丧生，10万多人受伤。”
受害者并不仅是中国人。杜立特尔手下也有八名飞行员在中国境内被日本军队抓获了。他们分别是迪安·霍尔马克、比尔·法罗、哈罗德·斯帕茨、蔡斯·尼尔逊、乔治·巴尔、鲍勃·海特、雅各布·德沙泽尔以及鲍勃·米德尔。他们也许是最先知道敌人是怎么看待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人。
第三部分第八章 非常任务（5）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只能告诉你我的名字、军衔和编号，”蔡斯·尼尔逊对审问他的日本军官说道。审讯员的答复是：“《日内瓦公约》是什么？我们是在打仗，你不知道么？我们的规矩都是自己定的。”紧接着，审讯员用手指戳着蔡斯的鼻子说道：“我再告诉你点儿别的吧，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把你杀了，而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是谁干的。”
作为47个签字国之一，日本于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但由于国内的强烈反对，日本从未正式认可这项公约。公约要求无生存希望的士兵释放投降者。要记下投降者的姓名，并通知其家人他们依然活着且活得很好。然而，这样的规定无疑与残暴的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投降者们并不理解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一名年轻的日本士兵必须战斗到死。“如果他受了伤不能动或是失去知觉被抓成为战俘，回到日本后他将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他和他的家人将为此蒙羞一辈子。”历史学家火田几彦总结出了日本士兵的看法：“他们认为一旦自己的军队被俘虏，他们就会失去所有人权。而且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理解抓获的战俘。”
裕仁天皇明确表态：日本不会遵守国际协定。这与过去的战争宣言是相悖的。1894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明治天皇曾经宣布：“我们命令士兵竭尽一切所能，保证不违反国际法。”后来在对俄宣战时，明治天皇依旧强调了这一点。那时候，被俘军官们受到了很好的对待。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战争中，79367名俄国士兵被俘虏。他们被关押在日本境内的29个战俘营中，并得到了很好的对待。金泽战俘营中的俄国军官甚至还被带到小酒馆里去看娱乐表演。后来颁布的《海牙公约》规定，战俘应该得到和那些正在所在国军中服役的同等军衔的士兵同样的薪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俘的薪水是日本士兵的两倍。战争结束后，所有的战俘都被送回了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在对德国的宣战书中宣称：“我们仍旧要求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各自竭尽一切所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实现本国作战目标。”
然而，明治天皇退位后，皇军就不再理睬那些国际公约了。裕仁天皇在对美宣战书中声明：“全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为了使日本在实现战争目标的过程中免遭损失，我们将动员一切力量。”人们故意忽略了遵守国际法的宗旨。日本战俘新闻局的第一任主管说：“在对俄战争中我们对俄国战俘给予优待，那是为了让世人承认日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但我们现在不再采取这种做法了。”
日本士兵认为被俘后应该自杀而不应投降，当了战俘就意味着失去尊严。毕竟，投降之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做人的尊严便不复存在了。被俘虏的美国兵们要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通知他们的家人，而日本士兵对此非常诧异。他们纳闷，这些卑劣的美国人怎么会厚着脸皮举起双手投降，并且投降了要让他们的父母也为他们感到羞愧。
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德林克曼的格伦·贝里26岁那一年经历了极端残忍的巴丹死亡之旅。许多年后，贝里对我说：“日本兵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自杀也不会投降。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就是一帮废物。”
另一个巴丹幸存者莱斯特·坦尼给我讲述了一个“废物”的故事：
我们行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押队日军命令我们要将速度加快一倍或跑步行进，以追上前面的战俘队伍。当我们经过一队日本士兵时，押队的士兵命令我们停下。就在我们察看那队士兵在哪里时，看到了一个美国士兵正跪在一名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鞘中拔出一把武士刀……刀刃向上，他挥着刀在空中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嘴里大喊一声“万岁”，便砍了下去。只听见一声闷响，那个美国兵的头被砍了下来。然后，那名日本军官一脚将美国兵的尸体踢开，所有的日本兵一起狂笑后走开了。
日本兵虐待并残杀了许多盟国的战俘，可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们一旦落到对方的手里，他们认为自己也会得到同样的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日本兵投降，小清史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菲律宾被美国军队包围了，逃脱无望。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给他吃罐头食品。他吃完之后，一名美国士兵手拿一把铁铲走了过来。小记清史说：
他让我在地上挖个坑。我当时就吓傻了。日本兵抓到敌人后总是叫他们挖坑，接着让这些人跪下，把他们脑袋砍下来。我绝望地看了看四周是否有逃跑的出路，但看到的只有冰冷的铁墙，于是我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开始挖坑。当时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觉得地上的土就像石头那么硬。我挖的坑非常浅，心想，这个坑可装不下我啊。但后来，那名士兵把铁铲从我手中抢了过去，然后只是把我吃完的那只空罐头盒扔了进去，并命令我把其他人吃完的罐头盒也捡到一起埋起来。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吓坏了，于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说，这么做是为了讲卫生。
在那些抓获美国兵的日本人眼里，杜立特尔空袭中被俘的蔡斯·尼尔逊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尊严。当蔡斯他们不再张口交待问题时，一场磨难便开始了。
尼尔森回忆道：“他们先在我的指缝中放上铅笔，使劲儿捏住我的手，然后把铅笔拔上插下，把我的手指都弄破了。”一个卫兵使尽全力握住美国兵的双手，另一个就反复拽那些铅笔，结果手指被磨得骨头都露了出来。
尼尔逊后来被反铐住双手吊在墙上。秘密警察宇野信太郎回忆起当时折磨中国战俘的一种方法：“最痛苦的折磨就是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双手绑在背后，然后用同一根绳子把他们吊在墙上。这样一来，他们的所有重量都落在了肩膀上。这么做比砍头和扼喉还要管用。如果你用这个办法，90％的战俘都会开口说话。”尼尔逊被吊在墙上的时候，感到浑身疼痛难忍，几分钟后就疼昏了过去。但他和他的伙伴们仍然什么也不说。
可宇野并没有就此罢休。“那个卫兵拿来一根直径有3英寸粗的竹竿，”尼尔逊接着回忆道：“他把那根竹竿放在我膝盖后面。所以我就不得不蹲在地上，那姿势就像是在下跪。一个士兵抓住我的胳膊，另一个把脚踩在我的大腿上，然后跳上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