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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刚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发生了谋刺的事情，命令他尽快地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这似乎是一向警觉的宣传部长所得到的关于在腊斯登堡发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不一会儿，哈根给他带来了柏林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戈培尔起初还有点不信，他认为哈根有点无事生非。有一种说法是，正当他要把这个客人赶走的时候，中尉请他亲自看看窗外发生的事情。他见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话更有说服力。陆军部队正在宣传部四围布哨。戈培尔虽然是个愚蠢的人，这次脑子却转得特别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麦立刻来见他。哈根遵命办了。在这以后这个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样，当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正在同全欧洲的将军们联系，完全没有注意像雷麦这样一个担负着重大任务的低级军官的时候，戈培尔却在同这个人联系，不管他的军阶多么低，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却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雷麦奉命去逮捕这个宣传部长。这样，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尔的命令，又有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知。雷麦带了20个人走进宣传部。他嘱咐他们，如果过了几分钟他不出来，他们就到部长办公室去接他。然后他同副官握着手枪，走进办公室，去逮捕当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纳粹官员。
约瑟夫·戈培尔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所以能够飞黄腾达，原因之一是他在困难局面下有快速讲话的天才，而现在正是他充满风浪的一生中最困难最危急的局面。他提醒这个青年少校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宣誓。雷麦干脆地答称：希特勒已经死了。戈培尔说，元首生龙活虎似地活着，他刚同元首通过电话。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面说一面就拿起电话同腊斯登堡最高统帅紧急通话。密谋分子没有占领柏林的电话总局或者至少切断它的线路，这个失误再一次加重了灾难。只有一两分钟时间，希特勒便在电话里说话了。
戈培尔很快地把话筒递给雷麦。少校听得出他的声音吗？最高统帅问道。在德国，人们千百次在无线电里听到他讲话，谁听不出他那嘶嗄的声音呢？而且，在几星期之前受勋的时候，他还直接听到过元首讲话。据说，少校在电话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立刻立正。希特勒命令他镇压叛乱，并且只服从戈培尔、希姆莱（他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正乘飞机去柏林）和莱因纳克将军（他正巧在柏林，已奉命接管全市所有部队的指挥权）的命令。元首还立即提升少校为上校。
对雷麦来说，这就够了。他已经接到了最高当局的命令，接着就以班德勒街的人们所缺乏的魄力去执行这些命令。他从威廉街撤回全营部队，占领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其他可能正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自己则出发侦查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网打尽。
反叛的将军们和上校们为什么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雷麦，他们为什么不在最后关头用一个全心全意支持密谋集团的军官去替代他的位置，他们为什么连派一个可靠的军官同警卫营一起行动以监视雷麦是否执行命令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这些问题都是7 月20日事件中的谜。还有，为什么当时不立即逮捕在柏林的最重要、最危险的纳粹官员戈培尔？宣传部一个武装警卫也没有，只要冯·赫尔道夫手下两名警察就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个工作了。
还有，为什么密谋分子不占领位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总部，这样不仅镇压住秘密警察，还可把关在那里的他们的许多同伙（包括莱伯在内）
释放出来？秘密警察总部事实上并没有武装警卫，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神经中枢——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办公处也是这样。人们会认为，这些机关一定会被首先占领的，但却没有这样做。这些问题也都无法解释。
雷麦的迅速转变，班德勒街的人们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才知道。很显然，柏林发生的情况，他们知道的太少，也知道得太迟了。由于目击者的报道充满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矛盾，即使今天也难以弄清一些问题的真相。例如坦克部队到哪儿去了呢？在城外驻防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呢？
下午6 点半钟刚过，全欧洲都能听到的发报力很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行刺希特勒，但已失败。这对班德勒街那些心神不定的人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也是一个警告，使他们知道原定占领广播大厦的部队没有能完成任务。戈培尔在等待雷麦的时候，已把公告的内容用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7点差1刻，施道芬堡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令官们发出一个通报，告诉他们，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这则广播对政变分子造成的损失是怎么也补救不了的。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队和纳粹党的首领，现在又开始缩回去了。接着在下午8 点20分，凯特尔设法通过陆军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各部队的司令部发出一个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只许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凯特尔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维茨勒本或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希特勒无恙的公告以及凯特尔要求只服从他的指挥而不是密谋分子指挥的干脆的命令，对于远在法国，正要投向密谋分子一边的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
就是反叛军官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坦克部队也没有能到达。有人可能以为，著名的装甲部队将军霍普纳会抓得住坦克的，但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密谋分子曾下令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兵学校校长沃尔夫冈·格拉斯麦上校把他的坦克开进城，他本人也应到班德勒街报到待命。但这个坦克兵上校不愿意参加任何反纳粹的军事政变。奥尔布里希特劝说无效，只好把他也拘留在大厦里面。但格拉斯麦还是有机会小声地指示他的没有被捕的副官去对柏林装甲兵总监部（它对坦克部队有管辖权）报告情况，并叫他要只服从装甲兵总监部的指挥。
这样，迫切需要的坦克虽然有几辆开到了市中心动物园的胜利碑附近，但大部分没有落入叛乱分子手中。格拉斯麦后来用欺骗手段逃脱禁闭。他对卫兵说，他决定接受奥尔布里希特的命令，打算亲自去指挥坦克，于是就溜出了大厦。坦克很快从城里撤退了。
在那些因为拒不参加谋反而被马马虎虎、客客气气地看管起来的人中间，这个装甲兵上校并不是唯一溜走的军官。这种情况对叛乱的迅速平息也有影响。
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在快到8 点钟的时候终于来了。他身着正式制服，挥动着元帅节杖，准备接受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的职务。但他似乎立即发觉，政变已经失败了。他对贝克和施道芬堡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
在被审讯的时候，他对法官说，当他听说连广播电台都未占领时，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没有得手。其实，这时他以陆军元帅的权威本来是可以号召柏林和国外的更多的部队司令官的。但他并没有尽到力量，他在班德勒街那座大楼里只呆了45分钟，就又大踏步地离开了——离开了现在看来败局已定的谋反。他乘着他的曼尔赛德斯牌汽车，回到他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曾白白消磨掉7 小时的佐森。他对军需总监瓦格纳将军说，起事已经失败，然后又乘车回到30英里外他的乡村别墅。第二天，他在那里被一个名叫林纳茨的陆军将领逮捕了。
现在，最后一幕的幕布拉开了。
下午9 点过后不久，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元首将在当天深夜向德国人民广播。到处碰壁的谋反分子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呆若木鸡。几分钟之后，他们获悉柏林卫戍司令、也就是当初错派雷麦少校——现在已是上校了——的冯·哈斯将军已被捕，纳粹将军莱因纳克在党卫队支持下已接管对柏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正在准备袭击班德勒街。
党卫队终于集结起来了。这主要得归功于懀呛返牡澄蓝油纷影峦小に箍贫饶冢驯环哪骼锬峋瘸觯纱丝杉挠赂摇Ｋ静恢滥翘斐隽耸裁词虑椋栽谙挛？时搭上了去维也纳的夜间快车。当火车在利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