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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譬如乾隆十七年（1752）的禁革碑，就点出了胥吏剥刮农民的14种花样。碑文说，如果收漕粮者“故意憎嫌，筛扬刁蹬，明加暗扣，浮收斛面，并在仓人役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扒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并呈样米、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以及借称积谷，按石勒捐，巧立种种名色，婪ooo者，定行分别参处。”
这些入廒钱顺风米之类的花样，就是禁革前农民每年多付的漕规。
这块石碑上还点出了官员与胥吏分肥的五种花样，禁止官员向“漕总记书”索取好处：“本官不许勒取朱价、贽礼、册费、随礼、门包等项。……倘印官婪收规礼，纵容o弊，定行严参治罪。”
在抄录这些碑文的时候，我似乎能体会到立碑者的苦衷。经过数百年的博弈，谁输谁赢早已见了分晓，各个群体利害相制，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规矩。百姓应该出多少血，各级官员胥吏应该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构成了稳定的均衡状态，形格势禁，改动非常之难。这六块碑本身就证明了改动之难。如果立碑真能解决问题，何必立上六块？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条目居然百年不变，甚至不肯改头换面换个新名字。
在我当时的想象中，这六块碑就好像威严的皇上，肃穆地屹立在那里。如果大家愿意理睬他，他就是极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糊弄他，他就变成一块石头，又瞎又聋，动也不动。我甚至想专门写写这六块碑，追究一下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如何成为冤大头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说这些石碑不管用，人们为什么还要一立再立？这是拉锯战的结果吗？沽名钓誉的企图吗？难道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看到“漕口”的谋生方式之后，我认识到石碑上面的正式规则至少有一种用处：它显示了漕规的不合法。这是潜规则分配体系的一个大把柄，“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三、漕口和白颈
漕口是由“刁衿劣监”组成的。“青衿”和“监生”泛指一群“生员”级别的读书人，俗称秀才。这些人年龄差别很大，从十几岁的孩子到60岁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县的国立学校就算数。入学后，每天听点名，在学官的教谕和训导下准备考举人。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编的有一点廪膳（学生伙食费），大概每天两升米的样子。编外生连这点收入也没有。
在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监”位于倒数第二级。如果不能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们身上的穷酸气，给他们起了“穷酸秀才”之类难听的名字。这种穷苦地位注定了漕规这块肥肉对他们的吸引力，也鼓励着他们的“刁”和“劣”。
“刁衿劣监”拥有平头百姓所缺乏的优势。其一，他们读书识字，了解朝廷的法规。其二，他们生活在基层，经常与官吏交往，经常聚集在州县学校里交流议论，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其三，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至少可以自己“砌词控告”。其四，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学政）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总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意识到这些，就可以领会“漕口”二字的贴切和传神。
这种合法的、低风险低成本的伤害能力价值几何呢？根据骆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我们假定平均索费为五十两。当时一户中农的年收入不过价值二三十两，仅凭这项收入，漕口竟可以养家糊口，过上颇为体面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挣钱，挣到的正是堵嘴的钱。
骆秉章说，多的时候，各县漕口的人数可至数十。假如他们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会采取三种对策：一、阻挠农户完纳漕粮；二、赴上司衙门控告；三、聚众闯入衙署，殴打官吏，酿成事端。
上访告状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说。而发动群众抗粮和冲击官府殴打干部均属重罪，使用起来惊险万分，特别需要拿捏好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让分享漕规的既得利益集团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肯与漕口分肥，自己就别想继续吃肉。事情闹大了，闹到上级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办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亏，而既得利益集团吃亏更大，损失将远远超过漕口索取的那几百两银子。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及时让步。正因为算准了让步是漕规利益集团最终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铤而走险。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据周育民先生说，漕口在江苏叫“白颈”。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在《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附片》说，有一种“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
这段话进一步证明：漕口这个社会集团普遍存在，漕口集团的规模颇为可观，集团分取的资源已经不是小数。
四、次级物种
漕粮的陋规滋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如同牛羊之类的食草动物滋养了虎狼之类的食肉动物。这并不是我杜撰的比喻。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说：“崇阳圜万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乡催征漕米，久鱼肉其民。”
他把勒索漕规的胥役比喻为戴着帽子的老虎，下乡催粮就是去吃农民的肉。“戴着帽子的老虎”这个比喻形象生动，似乎魏源明确意识到这种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根本区别。他们所吃的食物不同，生存技能不同，在食物链中的位置也不同，确实是两个物种。
顺着这个比喻想下去，漕口属于什么动物呢？道光七年（1827年），最高领导给出了定性。皇上说，由于州县找借口需索百姓，“刁绅劣衿因得持其短长，有所挟制”。皇上明察，看出漕口以食肉动物为食，在食物链中处于更高的位置。这有点像虱子和蚊子，但虱子和蚊子不仅吸虎狼的血，也吸牛羊的血，而漕口却以虎狼的血为主要食品。自然界的进化精彩纷呈，有了动物还会有专门麻痹它们神经的毒物，毒物之后还会进化出善于解毒的以毒物为食的动物，如此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生态体系也日趋复杂丰富，每个生态位上最终都会出现一个物种，可以充分利用那个位置上的资源流和能量流。我们的老大帝国历史悠久，社会生态的进化水平傲视全球。这个生态体系既然产生了肥硕的食肉物种，就难免产生吃他们的次级物种。
五、白规的疆界
作为一套潜规则体系，漕规私下划分了官吏集团、漕帮和农民集团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团内部的分肥次序和分额。那么，经过反复较量，在漕口与官吏集团之间确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又属于什么“规”呢？我们的祖先把这称为“白规”。《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中有这样一句话：“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
“白规”这两个字让我吃了一惊。这两个字可以理解为白食漕规，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官吏身份的白丁分享漕规，还可以理解为借白吃黑而形成的分肥规则。潜规则在是暗中运行的，而白规却以曝光相威胁，这正是抓住了潜规则体系的致命弱点的一击。陶澍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得明白：“仗讼分肥，以长其白规之数”，白规依靠公开打官司的威胁而扩大分肥的数额。在对祖国语言的反复品味中，我再次感到一种智慧的存在，这种智慧如此清晰明辨，如此深刻入微，如此宽广博大，简直无处不在。
漕口这个物种的发展前景如何呢？如果接着上边那段引文抄下去，在“索取白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刁劣绅衿”继续发挥优势：“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
这就是说，被敲诈勒索的小户人家认为漕口可以提供保护伞，便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漕口也愿意包揽此事，于是进化为“包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小户喂一个漕口肯定比较便宜，漕口一人独吞也肯定比分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