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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挂洋旗还是戴“红帽子”，这类交易频频发生，这笔费用很有理由列入中国工商业的常规开支。
二、作为环境构成的军阀
在算账的时候，黄瑾莹总经理首先强调了军阀。他说：“聚福洋行凭借这块‘法商’的招牌，在那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确（实）减少了许多麻烦。十多年来，船未打过兵差。在那个时期，有所谓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但聚福洋行从成立到结束，从未完纳过任何一项税捐，因而避免了军阀的压榨。”
这段话涉及到两项可能的损失，一是当差，二是苛捐杂税。如何估算这两项损失的潜在数目呢？比照未挂洋旗轮船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损失的影子。
蜀江公司成立于1915年，有一条元济号轮船。由于官府刁难，土匪堵劫，负债累累，股东们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出资最多的马则卿苦苦支撑。1917年，川军与滇军开战，滇军便把元济号扣下当差，半年后放归。返回重庆后，北军又扣船运送军需。北军撤出四川，元济号刚刚开始在重庆宜昌之间运营，又被宜昌的北军扣用。
无奈之中，马则卿邀请法商麦司洋行入股，投资两万两，在上海登记注册，蜀江公司改称麦公司，元济号也挂上了法国国旗，1919年回到四川。次年，川军和滇军再次开战，重庆卫戍司令王文华又把元济号扣作军用，结果法国领事出面交涉，军阀被迫放船。
当时，由于战事不断，交通断绝，元济号成了惟一安全运营的交通工具，生意红火之极。8个月之间，清偿了以往的债务，还有数千两银子的利润。这时候，以前退避的股东们又回来了，要求购回外股，从大中银行贷款2万两退还麦司洋行。麦司洋行退出后，麦公司改称大中银行航业部。不久，大中银行倒闭，作为大中银行的债权人，军阀杨森没收了元济号，改作兵船。1922年，元济号随杨森部开往宜昌，船只朽坏，不知下落，蜀江公司随之消亡。
由此看来，洋旗是抵御军阀的保护伞，有则兴，无则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四川。
据《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说，1920年下半年，广州发生战事，“军人纷纷封用轮船，遂令全行如患瘫痪，租金极难追讨，是以船东受亏甚大。”
据湖南岳州口岸（岳阳）报道：“本年（1916年）贸易，有数次因军队运输扣留华商船只，大小火轮及民船全充军用，遂陷于停顿地位。中有一次，被扣之船停泊江岸，延长几及三里，为时有数星期之久。”
1923年，广西梧州口岸报告说：“中国航务中人，因感受军队不时封船之痛苦，遂相率投挂洋旗，藉资保护。于秋季本口商务恢复之际，多数华船，已改隶英葡国籍。”
这些报道大体可以表明，仅仅军阀扣船当差这一项，就足以造成航运公司亏损，甚至可以要公司的命。优胜劣汰，中国的旗帜被淘汰出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黄总经理说，他们挂洋旗十多年，没有向军阀缴纳过苛捐杂税，这项权利又值多少钱呢？我试图计算却算不清楚，只能抄录几段原始资料示意。
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捐，如云而起，或原有其税，从而加重；或同一税捐，重复征收；或就驻所区段，各立关卡；或藉各种名目，巧为搜括。就其取费之名称言之，有护送费、江防费、送船费、护商费、验放费、船厘、团防费、清乡费、估本费、验船费、统捐费、护农费、红十字费、落地费、临时军费、盖戳费、划子费、公票费、乐捐费、兴学费、出口税、抵岸费，其他名称，不一而足。
“就征费机关言之，有护商事务处、全川江防军征收处、百货统捐局、江防验卡水道警察、禁烟查稽处、国防征费处、保商处、印花验卡、烟酒验卡、船商所、各军护商处、黔军乐捐处等，星罗棋布，到处诈索，商人视为畏途。”
以上抄录的税费名目共有22种，收费机构12类，而且普遍重复征收，加重征收，这已经难以计算了。更何况这些情况还随时变化，与日俱进。据1923年广西南宁口岸报告：“军队假保护之名，抽收保护费，船只每至一地，即有一地之军事长官，从事勒收。春初每船不过共缴小洋600元，讵知与日俱进，秋间竟有一船须缴3600元之多。”
到底要收多少费，当时的商人已经算不清楚了。据广东三水口岸1923年报告：“沿江各处军队设立机关，征收商船保护费……此项征收机关，随时随地均可设置。小轮航行一次，纳费几何，不能预算，盈亏亦难逆料。……倘政局长此不变，必有仅存洋轮数只之一日也。”
说到这里，需要补充几句，为什么挂上洋旗就可以避难消灾？我们知道，最能体现衙门和军阀作派的是这样一句反问：我就这么办了，你能怎么着我？有本事你告去！
洋人确实告。他们的政府替商人告。从各地领事交涉开始，不行就闹到中央政府外交部，实在不行就派兵打。事实上，我们的军阀蔑视任何规则和道理，他们只认打。他们知道打不过洋人，打不过洋人支持的更大的军阀，真打起来得不偿失，于是他们就很听话。
据四川万县口岸报告，1918年，四川棉纱销路渐广，驻万县的田钟谷团长忽然于10月21日下令设立捐局，根据装载棉纱的数量，向挂洋旗的轮船抽收特别军事保险费，不交者扣船。轮船被扣80余只，外国领事和海关及各商家竭力抗议无效。半个月后，英国兵舰介入，舰长直截了当地发出威胁，田团长随即放船。
次年，我们在重庆口岸的报告中看到，田团长发明的办法在省级政府的支持下全面推广，但只对中国商人有效：“凡系华商货物，无论轮船旗船输运，一律征收。至洋商货物，暨真确洋商船只，所装之货，概不收捐，以冀免外交之困难。”
三、作为环境构成的土匪
在算洋旗账的时候，黄总经理还提到了土匪。他说：“法国人每年每月拿了我们的‘挂旗费’，也势必要出面为我们撑一下场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利洋行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而外，船长也是由法国人来担任，每艘船上还派法国水兵五六人担任护航队。在匪风猖獗时，又有法国兵轮护送。船上不仅涂着、挂着法国旗帜，还写上‘法国商船不装士兵’，而且不许中国乘客走上轮船的三楼。我们的轮船得到这样的掩饰、庇护，所以在我们内河畅行无阻，甚至任意开辟航线。”
这回我们看到了3万两（约等于100万人民币）挂旗费换来的实在东西：五六个法国水兵组成的护航队，还有土匪猖獗时前来护航的法国兵轮。聚福洋行有三条轮船，应有十六七个法国水兵常年护航，按照现在的行情，请一个保安或保镖，每年总要花一两万人民币，动用这些法国水兵，一年的成本至少要二三十万元，价值挂旗费的1/4左右。动用兵轮自然更加昂贵，关键是买不到。普通商人动用兵轮，在中国简直就是做梦。
这里算的只是成本，没有算水兵和兵轮的效用。假如买不到这些保护，生意恐怕就无法做了。如重庆口岸1919年的报告所说：“今岁大半年，自云阳以至重庆，持械盗匪，流行甚炽，无兵士护送船只，不敢行驶其间。”
不仅重庆如此。据1927年3月的《上海总商会月报》报道，1926年，广东内河的小轮船公司和渡船公司普遍亏损，“其原因以各江海盗横行，致河道梗塞，小汽船多被匪劫夺，往往一船被掠，则损失数万。至各江渡船，因被匪勒抽不规则费用，而商货又寥寥无几，以是皆无利可获。”
由此看来，仅仅对付土匪这一项，挂旗费就花得值。土匪和军阀这两样东西，都是公司经营环境中的既定存在，好比农民必须设法对付的旱涝和病虫害。如今只花了一笔治虫费，居然连旱灾一并治了。
说到这里，我们也明白法国吉利洋行靠什么赚钱了。他们私下倒卖给聚福洋行的，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
法国公民纳税之后，便获得了要求政府保护的权利，法国政府则有义务在世界各地保护自己的公民。这个以契约为原型的道理，保证这种契约不落空的制度，来自卢梭等人掀起的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这些东西在中